在此规定下，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也不可行。“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必须是持有“三证”，即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才可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诊疗。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

“在人类平等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已婚者还是单身未婚者似乎都应该享有生育、养育后代的权利。”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导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他说，在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婚、不育者的数量在增多，特别是在高学历人口中不婚、不育者占有相对更高的比例。这种现象已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少子老龄化甚至已导致其人口减少。所以，在这些国家，“单身生育权”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只要有生育行为就行。

在英国，未婚母亲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务部申请到政府补助。除了物品、食品和医疗援助以外，英国政府还直接向未婚母亲发放救助金，几乎可以满足母亲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国，未婚妈妈的帮助项目还包括房屋补贴，提供住房券帮助那些即将失去住所的未婚母亲。

然而，这些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王桂新教授同时表示：“我个人认为，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单身生育权或生育权与婚姻分离问题可以在理论上做些探讨，但实践上还不宜大面积提倡。”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生育一般应以结婚为前提。传统观念上，如果一个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甚至认为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关系不检点等品质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单身生育权”这个提法不太合适。

事实上，在中国当下社会，不仅缺乏对未婚妈妈的支持系统，甚至还会剥夺其部分权利，比如，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无法报销，想要休带薪产假也需要提供准生证，只能被迫辞职。

2011年8月，一位读者向某杂志去信称，自己在公司组织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怀孕，因尚未结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不会影响工作，但公司还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为由，解除了与她的劳动关系。

隐藏的阻碍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国家部委，都要请单身青年们吃一顿饭。饭桌上，领导以热情且同情的语气表示，要过节了，没人照顾你们，代表局里、代表局长书记，让你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云云。

这顿单身宴，王宇吃了十几年。年纪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辞、现身说法，从“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两年，国家收紧公务消费，这惯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岁了，眉眼间略显年轻。工作之余，他每天练习一小时毛笔字，周末打场排球。今年计划看60本书，已经快要完成目标。闲暇时和朋友们聚会，喝点小酒。在他看来，单身生活丰富而自由，并不需要“慰问”。

然而，他的婚姻问题，却是局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每年，局里报送业务工作计划和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后者包括年轻职工的婚恋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等等。曾有一位领导在会上开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帮王宇找个对象。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传统的国家机关，领导风格还是家长式的。从内心来说，他们认为单身是一个隐患、一个不安定分子，是领导管理无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是一种复杂的心态。”王宇说。

一位直属领导曾帮他介绍三四次相亲。第一次不成，领导还笑着说没事，再给你找个好的。再不成功，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位领导既热心又有些执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门，他常常坚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还会生气。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看来，“在计划经济年代， 国家几乎把所有的个人都纳入单位之中。而单位组织在其内部成员面前扮演着父母官的角色， 它将各种社会功能集于一身， 并尽可能地为成员提供多样的服务，自觉或不自觉间逐步演变成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

去年底，局里小范围开会讨论干部任用，有人建议将王宇调至某个空缺的正处长职位，一位直属领导表示反对，“还没结婚呢，干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与会的一位同事将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赶紧解决吧。不解决，领导对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办。”

“结婚不是加分的条件，但单身，很可能是阻碍你的由头。”王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单身只是导火索，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领导可能会认为你缺少大局观、缺少集体意识，或者干脆不求上进，肯定会在心中留下阴影。”

他们单位有着“单身不外派”的潜规则，大意是担心单身者不负责任、不被信任。不过，离异的则没有关系。1995年参加工作时，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单身者只有35岁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结婚者没有年龄限制。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休假，允许带家属。有两次，王宇也报了名，最后却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处领导给他电话，“人挺多的，别人都是带家属。你就一个人，这次能不能牺牲一下?以后还有机会。”

王宇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隐私，单位不应干涉;但在眼下，单位的封闭与顽固很难松动——他的一位年轻未婚同事曾因带女孩回宿舍，被领导约谈教育，要求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以引领社会风尚”。

政策限制

待在上海的9个年头里，女孩林咏换过6套出租房了。最频繁的一年，她搬了三次家，叫苦不迭。然而，她没有上海户口且没有结婚，被排斥在购房人群之外。在政策松动之前，单身的她是注定不能在上海拥有一个稳定的家了。

2010年10月，上海楼市止跌回升时，上海公布了“沪十二条”以遏制房价，宣布自意见发布之日起，暂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只能在本市新购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这意味着，外省市单身人士没有资格在上海买房。

林咏是从新闻上看到的，默默地在心里骂了句脏话。那之前，她已经看过三四十套房子了，“那时候看房比较疯狂。一堆人跟着中介看，有人当场拍板买下，其他人只能离开”。她没有及时买下，不料就此失去资格。

居住上海的网络红人“二月丫头”，曾发起“外地单身反限购联盟”，“征集10位有相同遭遇，或者同样反对上海沪籍歧视限购令的MM，一起去线下与上海市房管局约架、理论”，称“我们支持调控房价，但我们反对地域歧视!政府强行逼婚，不婚主义者和齐天大剩何去何从?”

她约了几位同伴去房管局，但工作人员的答复非常坚定，称“政策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