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业是政府筹集公益资金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经成为群众消费的热点。然而，由于认识有误，心理失衡，少数公职人员被“中彩梦”引向了犯罪的深渊。河北省邯郸市检察机关的一份调查显示，博彩已成为诱发职务犯罪的一个新领域。近两年，该市检察机关连续查处了三起因购买彩票诱发的职务犯罪案件，其教训令人深思。
他们在黄金年龄段跌倒
案例一：30岁的犯罪嫌疑人李伟，曾是中国工商银行邯郸市峰峰矿区支行南大峪分理处会计。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某电子游戏厅学会了赌博，不仅输掉全部工资，还欠下3000多元的债务。之后，他把手伸向自己经管的公款，先后贪污公款十多万元投入赌博，血本无归后又用近3万元公款购买体育彩票，不但没有中奖，反而使自己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大。再次贪污公款10万余元后，李伟于2000年12月29日携款外逃。据查，李伟先后共贪污公款23.9万元。
案例二：35岁的犯罪嫌疑人史军峰，曾任广平县地税局征收分局会计兼征管员。去年初，史开始用经手的公款疯狂购买彩票，期望一夜暴富。从开始的10元20元，到最后一次购买了近3万元彩票，他在一个月时间里，用公款购买彩票达25万元之多。2002年5月，地税局开始财务对账，史军峰于当年5月19日携带所经管的17万余元现金潜逃。
案例三：39岁的犯罪嫌疑人于斌，原为邯郸市经贸委会计。1999年1月至2000年3月，于斌先后贪污39万元给其情妇张某购房和做生意。为了补上这个“窟窿”，他寄希望于彩票中奖。自2001年至2002年7月，他又先后贪污公款12万余元用于购买彩票，后携款出逃。
从年龄上看，这三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处在30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从文化程度看，三人的文化程度较高。同时，他们的涉案金额巨大，作案时间相对集中，且作案手段简单。李伟采取截留客户公存款即收款不记账的手段进行贪污；史军峰截留征收的税款，同样是收入不记账；于斌则是采取直接侵吞的手段大肆贪污公款。他们将大量赃款用于购买彩票，以填补原先贪污犯罪所造成的“黑洞”。由于存在靠博彩中大奖归还贪污公款的侥幸心理，他们的贪污数额越积越多，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彩票宣传误导不容忽视
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堕落原因，除了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法律意识淡薄外，侥幸和投机心理作祟也成为他们犯罪的关键。这种心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自以为手段高明，隐蔽性强，几次作案未被发现后胃口越来越大；二是“拆东墙补西墙”，结果越陷越深，“窟窿”越来越大，最终无法弥补；三是把填补贪污犯罪的巨大黑洞的希望，寄托在购彩票中大奖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上，致使自己最终跌入这个巨大的黑洞中。
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彩票发行宣传的负面效应应当引起特别重视。彩票的发行为我国公益事业募集了大量资金，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宣传中却存在着片面夸大宣传“暴富”的倾向，“摸彩票精彩瞬间，中大奖享受一生”、“投入2元钱，幸福奔小康”、“某某花2元钱中奖500万”这些渲染暴富心理、投机心理的广告铺天盖地。上述三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看到这样的宣传，认为捞到了“救命草”，便不计后果大肆贪污公款购买彩票，以期中奖后将公款补上，谁知最终堕入犯罪的深渊。
加快立法规范彩票发行
针对三起以博彩为诱因的贪污案件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在加强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狠抓制度落实的同时，应当加快对博彩立法，以规范彩票的发行和宣传。具体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不断完善博彩法规，使博彩业依法有序地健康开展；二是彩票发行宣传要以正面宣传为主，提倡公民为国分忧、为社会作贡献，不断提高广大彩民的素质。切不可片面宣传那些“中奖暴富”的典型；三是通过宣传，使广大彩民保持平常心态，杜绝投机心理，调查显示，中大奖的概率仅为千万分之一，可以说是几乎接近于零，因此切不可把偶然当做必然；四是国家应当对彩票大奖金额进行限制，可以降低大奖金额，扩大中奖面，使大奖的诱惑力降低，从而抑制个别彩民的暴富心理。（河北邯郸市检察院专供稿）
点评
彩票是利用人们希冀饶幸致富的心理，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特殊金融凭证。无疑，“饶幸”是博彩业的关键词，而“饶幸”二字又恰恰道出了职务犯罪者的心态。
彩票有“微笑的纳税女神”、“无痛的税收”之美誉，其实它是一种利弊兼容的载体。其利不言而喻；其弊当中，成为职务犯罪新诱因只是其一。
彩票业发行已近15年，迄今尚未取得法律意义上的身份证。别说经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彩票法”，连“彩票条例”之类的行政法规也未见踪影，目前只是出台了一些零散的规章和文件———此为博彩业最大之弊。
由于立法缺乏前瞻性，中国博彩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重复“先发行、后立法”的思路，这必将导致政府监管权威疲软、彩票市场秩序混乱、彩民正当权益受损、彩票官司裁决尴尬等诸多“彩票综合症”。只有加快相关立法和强化政府对彩票市场的监管力度，才能不致使诱人的彩票馅饼蜕变为危险的陷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