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黄桷树的枝丫，冬日的阳光洒在重庆中山四路的行道上，给山城带来了浓浓的暖意。2021年1月22日上午，位于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门前，身穿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路过，有说有笑，却鲜有人留意这幢青砖黛瓦的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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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附近读书的这些少年来说，桂园只是一个安静的邻居。但对许多千里迢迢来到重庆的游客来讲，这里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打卡点”。76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这里和国民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在如今被打造为抗战文化一条街的中山四路，这样的历史遗迹还有很多，特园、周公馆，等等，加上散落在重庆各处的其他遗迹，一起记录了1945年8月至10月间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重庆谈判。
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今天，这些遗迹成了人们触摸历史、体会抉择的生动载体。
和平还是内战，中国面临两种选择
1945年8月的中国，抗战的硝烟刚散，内战的危机却在形成，人们看不到和平的曙光。
那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政治总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时隔76年的1月21日下午，站在橱窗前端详陈列的这些内容，来自四川南充的游客谢婷感慨万千：这真是两种命运的博弈啊。
这位刚刚离开大学校园的90后说，过去对重庆谈判的了解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今置身于历史的现场，能看到历史的偶然性，也能看到某种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其诞生之初就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分不开的”。
1945年8月26日，在收到蒋介石的3封电报之后，毛泽东决定赴渝参加谈判。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冒险之举”，但毛泽东还是毅然前往。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副研究馆员王进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在后方，部署到全国还需要一些时间。而共产党部队在敌占区的多，可以就地接受日军投降。
但在8月11日，国民党政府最高统帅部却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王进说，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其实是蒋介石的一个策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庆之行反而受到了各界的高度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毛泽东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张治中也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奇柯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战后的民主与和平甘愿冒险赴渝谈判，展现的正是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着向往和平的民意
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仍旧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威望达到了一个高点，人气很高，蒋介石是很自信的。”王进说。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
“经历了14年的抗战，中国人民渴望的是和平，而不是内战。”王进说，“和平建国是民心所向。”
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正是代表向往和平的民意。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订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谈判方案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中共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
9月8日，国民党作答，坚持政令、军令统一，强调共产党要“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从10日至21日，国共代表进行6次谈判。
为避免和谈破裂，中共表现极大的克制和让步，在军事问题上表示以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为原则，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或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表示它的军队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数目可以考虑。
在政权问题上，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大会，双方申述各自的立场，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经过43天的谈判，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王进说，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的领袖等，都在重庆掀起了热潮。共产党方面和平建国的主张在国统区人民群众当中有了很高的认识度。
时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编辑王抡楦撰文回忆，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对我们（指国民党——记者注）的宣传总不大感兴趣，对曾家岩五十号说的话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曾家岩五十号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是南方局在重庆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据点。
在今天与各国关系的“无形的谈判桌”上，重庆谈判给出了启示
重庆谈判期间，为进一步团结中间势力，建立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和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各方人士30余次，登门拜访政、军、工商、文化界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介绍和谈情况，广泛交流政治民主、国内团结、和平建国、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
王进说，在国统区，人们对共产党的了解比较少，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更不了解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重庆谈判为国统区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接触共产党、了解共产党的机会。
负责桂园警卫的国民党宪兵部队完成的一份《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原本是宪兵向长官报告毛泽东行踪的情报，若干年后公诸于世，却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高频次的活动。
小到车牌号、往返时间、出行方向这样的细节，都在《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上得到了细致的呈现。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士与毛泽东的会面也被一一记录其中。
马奇柯说，在43天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除参加谈判，在重庆会见了各界人士达100多人，以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积极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展开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甚至是国民党开明人士的支持。
而今，依然有众多的游客试图到这里，了解当年国共两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选择。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桂园、周公馆、红岩村等组成的“红岩联线”系列景点的游客量，一度在2019年跃升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