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警郑成月抓捕聂树斌案真凶遭非议十年，49岁被停职）
广州日报6月22日消息，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提审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于6月8日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的母亲送达了再审决定书。
“一案两凶”中的另一凶手王书金，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以及抓捕王书金的原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都深深陷入了“聂案”的漩涡之中。
此时，张焕枝等待着申诉21年的最终“结果”，王书金等待着最高院的“死刑复核”，而郑成月，则等待着命运的“转机”。
【母亲·“我从来都不信”】
作为“凶手”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无可避免地被拉入了“聂案”的漩涡之中。
6月16日中午，河北石家庄下聂庄村，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经历了21年的申诉与等待，她最终想归于“平静”。
执行死刑
聂家所在的下聂庄村，位于鹿泉市向阳大街南段，山前大道的西侧，如今村民的房屋都进行了统一规划，家中的院落都成了“花园式庭院”。在2014年，它还被列为全省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精品示范村的典范。
然而，在村中深处，聂家仍然保持着20多年前的样子，“儿子死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家里的一砖一瓦。”
今年73岁的张焕枝，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因为儿子聂树斌的强奸杀人案，她已经奔波申诉了21年。
在母亲的眼中，儿子聂树斌始终是一个内向、听话的孩子。
1994年10月份，有警察专门去化肥厂给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送了逮捕证，并让聂学生在写有儿子聂树斌“强奸杀人”的逮捕证上签字，但聂学生一直坚持没签。
此后，一审被判死刑后，聂树斌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依然坚持判处死刑。
1995年4月28日，聂学生再次来到看守所，看守所小卖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儿子昨天就被执行死刑了。”
“我们家塌了天了，三口人一直在痛苦中挣扎。”张焕枝说，此后，聂学生服下了一瓶安眠药，虽然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但从此偏瘫了，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么多年来，聂学生的一只脚只能“在地上划直线”，再也无法撑起这个家。
奔波法院
“这也不能怪他（聂学生），毕竟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张焕枝说。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张焕枝不但要撑起这个已经破碎的家，更要为了儿子去奔波。
她回忆说，一开始申诉时，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是觉得儿子不可能杀人。因为没有判决书也没有证据，她最终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
之后，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她才从受害人家属手中，复印了一份“聂案”的判决书，开始拿着这份复印的“判决书”“跑”法院。
“我每个月都去两三回河北省高院，见到法官才回来。”张焕枝说，为了能够尽早见到法官，她当天一大早就要从家里出发，然后转两趟公交车，到河北省高院，向“聂案”的法官申诉，要求重审“聂案”。
但结果往往是，早早赶到法院的张焕枝，并不可能马上就见到法官。“有时候等了一天都见不到。”张焕枝说，她只好在法院下班之后，再转两趟公交车回到家里，给偏瘫的聂学生做饭，第二天再去法院。
“一直见到法官为止。”她回忆说，但是，就算见到了法官，往往是几句话就被“打发”走了。“法官总说，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会处理的。”张焕枝说，这么多年来，法官都是这几句话。
最终，张焕枝决定到北京的最高院去申诉。
北京申诉
到北京去申诉，成为张焕枝新的希望。她介绍说，当时最高院每两个月都会接受一次全国各地的申诉，她只要经济条件允许，都会去北京。“一年最多去了六次。”到300公里外的北京，张焕枝每次都是独自一人前往。坐火车，坐汽车，到最高院拿号，然后等待。
“原来除了家里种了一点地，就是靠聂学生的每月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生活。”张焕枝说，她和聂学生都有严重的高血压，每天的降压药必不可少，因此，除去每个月要花1500元左右买药，剩下的就是生活费，和她每次前往北京申诉的路费。
她告诉记者，到了北京并不是当天就能够取到号的，“毕竟全国那么多人都去。”
此外，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每次去，都是住15元~20元一晚的小旅店，一个屋里有六个人，就只有一个暖壶，一个洗脸盆。”
“当时心里都是儿子的事，根本吃不下饭，有一口汤喝就算吃饭了。”张焕枝说。
渴望平静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
从这时开始，张焕枝才结束了多年前往北京申诉的行程。
此后，“聂案”还经历了山东省高院四次延期。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查。
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认为原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决定提审本案。
她说，在儿子的事情“有了结果”之后，她决定和老伴一起平平淡淡地生活，“我们都已经73岁了。”
【凶手·“我杀人偿命”】
2005年，王书金在河南荥阳主动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95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聂树斌已经被枪毙。
“一案两凶”的纠葛，至此开始。
“摧花狂魔”
在王书金供述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之后，他就被冠以了“摧花狂魔”的称号。
1967年，王书金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中。兄弟姐妹颇多，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有些木讷的人。
1982年，14岁的王书金犯下第一起案件，强奸了一名8岁的幼女。因年龄尚小未追究刑事责任，他成了广平县第一个被送往河北唐山少管所的少年。
此后，王书金更是“劣迹斑斑”，连家里人都“难以启齿”。1995年，在犯了最后一起案件之后，王书金就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王书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只能在窑厂干苦力活。”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向记者描述，王书金1995年潜逃之前，在村里已经通过“换亲”“娶”（并未领结婚证）了一个妻子，并生了孩子。
在1995年10月，王书金所在的南寺郎固村发现一具女尸，而村内的王书金也“不见踪影”，王书金因此也被列为了公安网上在逃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直到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一个自称“王永军”的男子出现。
通过排查，这名自称“王永军”的男子，正是10年前在逃通缉的“王书金”。
而经过对其审讯，王书金供述了自己在老家广平、石家庄等地，共强奸多人，并杀害了4人。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而这起案件原本早已被石家庄警方侦破。
睡个好觉
2005年9月，作为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第一次见到王书金。
“当时见到的王书金，又黑又瘦，被捕前在河南荥阳的一家砖厂上班。”朱爱民说，当时王书金的眼神很木，根本不会讲普通话，而是操着一口广平家乡话。
王书金的同居女友告诉朱爱民，王书金在被捕前，非常怕穿制服的人，同时，非常怕河北牌照的汽车。“大包小包都收拾好，就像是随时都要走人似的。”
非常奇怪的是，每逢过年过节，王书金都从来不提回家。他的反常行为引起了砖厂工作人员的警觉，随即报警，王书金随后被捕。
王书金隐藏了十年之久，每天都承受着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不想再折腾了。”因此，在他被捕后，就一股脑地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述出来了。
在从河南荥阳押解回河北广平的路上，王书金头一次睡了一个好觉，“呼噜打得非常响。”朱爱民直接问王书金，有没有想过“结果会怎么样？”
王书金此时对自己已有了量刑，“死定了。”
杀人偿命
“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没有给我定，这个不应该。”
在王书金案一审阶段，由于公诉机关并没有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提起公诉，王书金在法庭上当庭提出了疑问。
2007年3月12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王书金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对王书金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年9月2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对王书金供述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事实不予认定。
2013年10月，王书金案进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阶段。
“按照一般的案子，从王书金2005年被捕开始，2006年进行一审，2007年进行二审，然后开始死刑复核，他一定是活不过2008年的。”朱爱民说，如果不牵涉到“聂案”，再怎么拖也肯定拖不到2016年。
朱爱民在多次会见王书金的过程中，王书金总是向他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我认的罪，怎么到了法庭上就不认了呢？”
有观点认为，正是王书金的“坦诚”，才令他又多活了几年。
2015年2月，春节前夕。
律师：“快到春节了。”
王书金：“是。”
律师：“春节我想你还会想很多。”
王书金：“过了这个春节，下个春节就没了。”
律师：“在死刑复核阶段，结果随时都可能到来，你心里非常害怕吗？”
王书金：“不害怕。这已经是定了的事。”
律师：“你就说死定了，从你内心角度说都已经定下来的事了。”
王书金：“是。杀人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