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法学专家称，城市内的运输交通、公共交通原本属于建设部，出租车原本属于公安部的交管局管理，在大部制改革之后，并入了交通运输部。如果将网约车类比于出租车管理，其产业监管权限归入了交通运输部的新设运输服务司，但营运车辆和从业人员，尤其是司机等方面的监管，交通部和公安部仍然有共管的层面。

运输管理归入交通部，直接后果是作为一个只拥有行政许可权力的部门，交通部实际上对这个新兴产业没有执法权——某种程度上，除了吊销执照这种处罚，其余能力有限。但是，在纵向分权上，交通部本身实际上只是制定政策、法规，从事业务指导，而实际的权力掌握在地方部门，尤其是城市之中。

“这是非常独特的机制，交通部只负责政策和指导，具体由各个城市道路交通运输部门来操作、执行”，城市的运管部门一方面需要交通部的政策和法规，另一方面也要有城市的地方立法支持才能执法。但是滴滴这类全国性公司，和全国分散的地方运管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布，是完全不对称的。因此这个产业的监管权限分配，不仅存在着横向分配上的问题，更存在着纵向分配上的问题。就监管体系来说，这个模式在调整之中，但不仅立法速度跟不上，部门间的分工也缺乏系统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滴滴是否有义务提供数据呢？运管如果归公安，那么公安就应当设立规则去直接和公司接信号调数据；但现在归交通部，如果没有法定义务（目前没有），而按照网约车的改革方案，应当是滴滴交数据接入运管部门，公安可以直接到运管部门调。

不过，该流程的前提并不被满足。“关于接入数据，滴滴一直在和政府拉锯。”一位同时接近滴滴和监管部门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几年交通部制定了很多规定要求滴滴接入数据，但都难以落实。

8月28日，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王富民公开发声说，滴滴不仅在广东，在全国也拒绝将数据接入政府部门监管，不肯提供详尽的驾驶人员和运营车辆数据，因此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执法，只能靠原始的围堵来执法。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从法律上严格推敲，滴滴并没有明确的作为经营者的义务，去直接提供给公安部门。”上述人士说，“很多人都觉得滴滴有义务把数据交给公安部门，但是，这个义务目前在法律上，和一个酒店、公司配合警察的义务并没有区别。”这些导致“信息到底归谁”的问题悬而未决。颁发互联网信息经营执照的工信部，对这些信息和对应的监管问题也没有表态过。上述法学专家称，国内公安部门亦没有建立和滴滴这样大型互联网公司去沟通的系统。地方公安部门如果需要一个全国性公司提供数据，应当在公安系统内部建立一个沟通或者调取信息的机制。但这个机制目前也没有。

而一名国内知名高校法学教授告诉《财经》记者，这两年运管部门主要精力放在了数据接入上，颁布了很多规则。但是关于乘客安全，比如车辆的标准、司机的资质有规则，但是出现本案的这种情形，究竟是归谁管，并不清楚。“监管职责很模糊，一切都在改革当中。”

令人遗憾的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滴滴虽然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该不该处罚滴滴、由谁来处罚滴滴、如何处罚滴滴、未来再发生这样的案件又该怎么办，多位法学专家和律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表示，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我很想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就是这样。”上述法学专家说，“这个事情深挖的话，就是监管分权体系的一团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