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3日晚，邯郸一饭店内，十几个采访聂案“真凶”王书金案二审开庭的记者，刚接到聂树斌的母亲和姐夫一行，正在互相介绍间，我接到了马云龙的电话。
马云龙是最早报道聂树斌案的记者，也是我大学毕业跨入媒体行业的第一位老师。他很紧迫地告诉我，有个公开声明要发，让我知会下在场的记者们。“你正报道这个案子，用你微博发不合适，我找了XX，过一会儿就会出来了。”
马云龙说，公开声明的内容，就是预告王书金明天将在庭审中全面翻供，否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杀人案真凶，这将导致过去的8年中，为聂树斌申冤的努力全面崩盘。毕竟，聂案能在聂树斌被枪决10年后进入复查，全靠王书金的“真凶”自供。
马云龙在河北政法界的渠道透露，在河北省政法部门的授意下，王书金曾被带出看守所，换了好几个羁押地，还曾遭遇肉刑，被逼迫否认相关罪行。
“所有刑讯逼供都是逼人认罪，在王书金这里是逼人不认罪，真是旷世奇谈和丑闻！”马云龙很愤怒。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现已落马），是聂案平反最主要的阻挠力量。
在马云龙和我通话后不到十分钟，马云龙署名的《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在新浪微博刷屏，激起舆论极大反响。
“我必须阻击他们。”马云龙这次不得不站到台前。“如果王书金真翻供，证明我所言不虚，这审判将成为一个笑话；要是他不翻供，他们追究我造谣寻衅，我也无话可说，进去就进去了。”
马云龙这时已年近七旬，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最揪心挂念的三个人中，两人已不在人世，聂树斌就是其中之一。
马云龙是聂案“一案两凶”曝光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最信任的人。维权怎么走，律师雇谁，接受采访咋说，即使在聂家内部，都不无争论，但拍板者总是马云龙。
最早发现聂案疑点的媒体人，正是马云龙。2005年，马云龙在河南商报负责采编工作，有一次，跑政法口的记者楚扬跟他聊起一件“奇怪”的事儿，郑州郊县荥阳一派出所排查时，抓到了一个强奸杀人的惯犯，老家河北，他供述的有一起奸杀案，河北石家庄警方一直不予协查，只回应说案子已破，人都毙了。
马云龙一听，马上安排楚扬和另外一名记者，再加上自己，介入报道此事。
王书金石家庄西郊的案子没落实了，老家广平县的几起强奸杀人案却跑不了。此案专案组组长，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在第一次遇到河南商报记者来访时，随口几句话就想打发他们走。
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命运会因这一起刑事案件而剧烈转折。没有见诸媒体的细节是，郑成月发觉聂案有疑时，就开始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在河北政法系统内部研讨此案时，一直排除众意，坚持王书金就是聂案真凶，这马上导致他被“靠边站”。另外，他到大街上买来一大堆进口录像带，重新提审王书金，尽可能问得全面细致。这些录像被郑成月复制备份，藏到相关档案中，就他一个人知道。
在马云龙的报道组曝光聂案“一案真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派员提审王书金，郑成月马上安排广平县的警员现场录像。“他们很警惕，还提出不想让我们录，我们说这是办案规定，你得配合我们。”
广平警方的在场，杜绝了调查人员诱供套供王书金改口的可能，也为他们自保留下了一手证据。10年后的2015年春天，聂案再次陷入僵局之后，极少数记者获悉了这些审讯录像的一些细节。这些内容被报道出去后，再次推动舆论。无疑，这些“违规”的风险，都由郑成月一人承担。
王书金被广平县看守所收押其间，郑成月还曾多次看他，给他送吃的。有在押人员欺负王书金，也被郑成月找人严重警告。以至于王书金在看守内提起郑成月，就称“我哥”。
郑成月曾问过王书金，“我最后问你一次，石家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你作孽太多，肯定是活不成了，要是再说假话，还会害很多人。”
王书金承诺没有撒谎。郑成月就鼓励他，“你就是去死，也要像个男人。”
郑成月为了“像个男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被上级有关领导视作异类，他很快被边缘化，不管人不管事儿，家庭的收入和阶层也每况愈下。有一次，他去法院办事，无意得罪了保安，就被当场打了一顿。
受他影响的王书金，在看守所内却找回了久违的自尊。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告诉我，王书金早年强奸杀人，原因多端，甚至都有一些生理因素，因为他在河南与马某组成家庭后，就再无犯案。在被抓后，王书金的道德感和精神自觉越来越强，坚持自己的案子自己担。他认为，如果可以为聂案平反出把力，就能为自己洗去一些耻辱，也算为孩子积点德。
他和马某生过三个孩子，最早的男孩生下来养不起，以四五千元的代价，转让给了荥阳农户。剩下的孩子跟随马某改嫁，也在当地落了户。极少数记者知道马某的下落，也都没有去惊扰他们。
马某和现在的丈夫都不愿意再提王书金。为了能介入王书金案，马云龙精心选择了律师，找到了马某，再三说服，马某同意做为王书金孩子的监护人，代行委托权。
聂树斌家和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由马云龙等热心人士联络，为聂家维权和媒体报道都提供了极大便利。唯如此，11年来，王书金案才有可能与聂树斌案互生共振。
2013年6月，马云龙“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预告并未得验，王书金在之后的两次庭审中，都坚持此前供述，尽管他涉聂案的供述，被河北高院不予认可，但在舆论和道义上，仍给聂案争取了必要的空间。
马云龙姿态勇烈，对中国法治也寄予信心和期望。从2013年6月到今天，在聂案报道者的微信群中，他总是最有信心，一直相信聂树斌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2015年6月，我在北京见到马云龙。当时坊间有消息说，聂案最大的阻挠者、河北省时任政法委书记张越已纳入纪检部门视野，好几家媒体已经开始搜集采访他的材料。这为马老师增添了不少信心，只是，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风风火火的记者，他只能联系与自己隔了一辈的后辈们，老少协力，把事情往光明的方向使劲推推。
那一阵子，郑成月也带着邯郸市一位警官在北京找记者。这位警官的下属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遭遇张越的阻挠和打击，办案警察被抓起来刑讯逼供，大家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警察中的“异类”郑成月求助。
活着的聂树斌是不幸的。死了的聂树斌，似乎又有几分幸运。再回过头，聂案“一案两凶”从曝到聂树斌平反，十一年间，不但贯穿中国市场化媒体激荡变迁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民间朴素正义的冒险与决绝。
正义不但会迟到，其实也容易缺席。十一年来，为了唤醒聂案那228页卷宗，太多人付出了太多。祝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