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络处和“小吃MBA”

　　起初小吃业主经常面临租赁纠纷和拆迁问题，都找到联络处，“联络处同志会告诉他们如何调解，如果诉诸法律，如何请律师，等等。”但张鑫说，“联络处不是政府机构，不会以政府部门自居去调解。”

　　新人不会找店面，联络处也会指导：“新手盘老店，老手盘新店”，“原来开什么店，不改变原有的风味、口味。还要注意观察店铺门口的人流基本是什么时候入店，以及附近有无拆迁。”张鑫解释说。

　　每天，沙县小吃联络处的官方微信都会发布一两条店铺转让信息，写明店铺位置、转让价格、转让原因等，这些都由联络处负责搜集。

　　联络处的难处在于，统一所有小吃业主的认识，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沙县政府每年给所有联络处共约60万元拨款，“有些捉襟见肘。”

　　早期县政府对于小吃店也有不少补贴：2004年在上海每新开一家店补贴1000元，2007年在北京开张的前100家店每家补贴3000元。

　　到2015年6月底，“小吃办”和沙县农商银行设立的小吃融资担保基金贷款授信总金额已达到1.89亿元。

　　“我们发现，大家都想出去赚钱，力气却不知道往哪里使，1998年就设立了沙县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就一些共性的方面，比如小吃技能、食品安全给业主们做培训。”张鑫说。

　　零基础的小吃业主曾反映“上课听不懂”，多番商量后，小吃发展服务中心决定对学员作背景调查，把在同一地域开店、具有同等水平的学员安排在同一班级。

　　现在，张鑫每天要花至少3个小时，通过微信和微博与全国各地的小吃业主们沟通，解答问题，并把这些作为案例拿到课堂上讨论。

　　曾有广东学员问张鑫，原材料供应地离店铺较远，自己采购耗时，送货上门耗钱，如何解决？

　　张鑫跟几个老师商量后回复：“可不可以联合附近的业主请一个供应商送货，货品总量增加，不仅有市场话语权，还能分摊每次送货的成本。”

　　家乡怎么办

　　无论是销售收入、GDP效应乃至税收，小吃业几乎都不能直接给沙县带来风光业绩。但“沙县小吃却解决了三农问题，把农民转移出去了，让农民富起来了，返乡创业，还间接带动了配料、桌椅等相关产业。”张鑫说。

　　然而，家乡的赤脚医生告诉姜承草，离乡者越来越多，找他看病的全是老人，有些老人离世，连抬棺的人也没有。也许一人故去，一个家庭就在村庄中被就此划去。

　　如今沙县9万青壮年劳动力中约有6万人在外。最初，外出的农民自发尝试土地流转。“由于不规范，农民不踏实、租方难安心，很难持续。”黄福松介绍。

　　2001年，沙县县委、县政府从财政拿出150万元作资本金，成立了两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后来又在县农业局设立土地流转中心。现在沙县耕地的土地流转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

　　留守儿童也是个大问题。出门的小吃业主极少把孩子留在身边，一般都让留在沙县本地的亲戚朋友帮带。黄福松说，现在政府除了努力扶持民间托管机构，还鼓励公办学校的教师帮小吃业主带孩子。寄宿学校也必须配备电脑室，方便小吃业主经常与孩子视频。

　　“看上去简单的小吃业，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妇联、教育局、农业局、计生局、各乡镇街道……我们在举全县之力推这个事业。”黄福松说。

　　沙县附近的将乐、顺昌、南平等县市，甚至福建省以外的人也都使用沙县小吃的招牌。沙县小吃同业公会1998年注册了“沙县小吃同业公会”的集体商标，只有会员才有权使用。

　　但《商标法实施条例》对属地作为商标有一定的约束，使得沙县不能完全依靠商标维持沙县小吃的品牌和权益，于是开设了维权办公室。

　　有人提出，既然冒牌规范难度大，不如开放对外地人的有偿培训，也许就可以规避此类问题。

　　也有人认为，一旦放开，会造成行业管理的不可控，可能影响沙县小吃的品牌信誉。而且即使如此，对于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商家还是无法起到监管作用。

　　另一方面，即使沙县小吃已经有39个品种获得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因工艺及原料配送，出了沙县，一般也就是经营拌面、扁肉、炖罐、蒸饺这“老四样”。

　　“配送是个大问题。没有沙县本土的原料，做不出这么好吃的东西。夫妻两个人做，也没那么多精力。”姜承草说。

　　有些难处，但沙县政府官方网站显示的新计划是，成立小吃集团公司，在3年内整合6000家店面、5年内新增发展4000家店面，让小吃业主全部入股，实现年营业收入500亿元。

　　最终，他们计划将沙县小吃打造为中式连锁餐饮知名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