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聆听法官宣读判决书。新华社发
●聂树斌案昭雪背后
20多年来，作为母亲，她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落在儿子聂树斌头上的“强奸、杀人犯”几个字去掉。
为了这个目标，她走过河北、北京、山东、辽宁。 而今，她终于可以带着公平和公正回家。
21年的坚持 “结果是好的，但我儿子回不来了”
2日，听到儿子聂树斌改判无罪那刻，母亲张焕枝当庭痛哭。她对记者说，会去给聂树斌上坟，让他知道“妈这么多年没有白辛苦”。
记者：审判结果出来了，你对这个判决怎么看？
张焕枝：我很满意，这是我要的结果。结果是好的，但我儿子回不来了。
记者：刚才宣判后你好像还有话要说？
张焕枝：法官说2年之内我可以向河北高院申请国家赔偿。我要求最高法院给我做主，让河北高院把赔偿直接给到我手里。
记者：申请国家赔偿吗？
张焕枝：申请。毕竟我儿子是一条人命，把我儿子枪毙以后，不是说断了我儿子一条人命，是断了我家几代香火(哽咽)，可以说，是断了我家下面的几代人。
记者：到今天21年了，怎么坚持下来的？
张焕枝：第一我坚信这个案子是错的，这种力量支撑我在跑。第二，是一种母爱，我不想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儿子。
被(砺出来的练达 她从惶恐的农村妇女变得硬气果断
12月2日，庭审结束后，张焕枝踏上回家的列车。高铁上，信号时断时续。谈到兴起，电话断了，再接起时，张焕枝一遍一遍解释，“不是我不方便，是信号不好。”
2005年，聂树斌案申诉再审的深度参与者之一马云龙，拿着报道第一次找到张焕枝时，她还是一个“惶恐”的农村妇女，“她哭诉儿子的遭遇，对能否改变结果有些犹疑。”后来，她用笔记本，记下每天见过的人、每一次到北京的转车方案。局促中慢慢学着与法官、律师、记者打交道。在12月2日的媒体采访中，她说话硬气、果断，为了疏导围堵上来的记者，她还建议“大家都往后退一退，这样都能拍到。”
改变的不止是张焕枝。她算了下，这些年接触的记者已经有4代。2005年她最早接触的一位女记者，随着案件的推进，经历了单身、“谈对象”、怀孕，带起了孩子。“你想，二十多年是多久吧。”张焕枝望向窗外。
二十多年不仅久远，还遍布坎坷。在2005年，王书金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真凶之前，张焕枝每个月找法院要“依据”。2005年王书金出现后，至2014年12月之前，聂树斌案陷入漫长的停滞。在2014年异地复查后，又经历四次延期。在案件推进最艰难的时期，代理律师李树亭甚至剃了光头，“出家修行两个月”。如今，与张焕枝打了11年交道的律师李树亭，也从最初的黑发变成满头白发。期待回归平静生活 “20多年申诉路，对人打击太大”
最高法宣判后，胡云腾大法官向张焕枝详细讲解了国家赔偿的问题。“两年内提出，并且可以向河北高院申请法律援助。”张焕枝催促原本计划退出的律师李树亭留下来，尽早开展国家赔偿和后续追责事宜。李树亭应了下来。他计划从即日起，整理代理案件中，形成的日记、代理意见，“总要给历史留下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
张焕枝的家人更关注眼下的生活。女婿张聚军说，满意只是对最终的结果，生活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谈起二十多年的申诉路，张焕枝的弟弟和妹夫直摇头，“对人的打击太大了。”
张焕枝期待和老伴儿回归平静的生活。她酝酿了一路上坟时对聂树斌说的话。如今，她已不再梦见站在门口唤她开门的21岁的儿子。
父母在儿子坟前高声朗读“无罪”
在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后的第二天，聂树斌父母走出家门，前往儿子坟前祭奠。
聂母张焕枝特意换上一件干净衣服,并让女儿聂淑慧将手中的判决书复印。“我烧给儿子，给儿子看看”，张焕枝说。母亲张焕枝翻开判决书复印件最后一页，老两口高声朗读。“无罪!”读到此，父亲聂学生再次哽咽。
祭纸被点燃了，聂家族人站在墓前，再次高声朗读判决书中内容，随后将判决书复印件放入火中,火焰升高了一些。
张焕枝站在墓前大声说：“树斌，今天我们来看你,这二十多年我一直奔波，就是为了这一天，我觉得我没有白白奔波。”张焕枝神情严肃，一字一句，“等我和你爸百年之后，我要把你的坟迁到我跟前，我让你能跟我在一起!”远处，鞭炮声响起。聂学生已泣不成声。（综合《南方都市报》、《新京报》）
●聂树斌案昭雪背后
郑成月老了，56岁的他误了高铁，丢了身份证，几经辗转花了64.5元，买到最后一张凌晨1点回邯郸的站票。
他面色疲惫，患糖尿病的他一口气喝了2瓶矿泉水。 只有在回忆过往办案经历时，他才眼神放光，露出一丝锐利。
他哭了：
“为什么正义的事，来得这么迟”
郑成月，原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副局长，负责调查王书金涉嫌的命案时得知聂树斌案。之后媒体介入，郑成月成为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岗，不再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一职。
无罪宣判后，郑成月哭了。“为什么正义的事，来得这么迟。作为河北省检察院和河北高院，任何人只要看一下聂树斌的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是高级法官啊，我不过是个大专生，我都能看出来。”郑成月说。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关注这个案子吗？
郑成月：离岗以后，我和律师多次去石家庄调查，曾经见过聂树斌的车间主任，死者康某的父亲，多次询问当时的情况。
记者：你和聂家有联系吗？
郑成月：第一次见聂树斌母亲是王书金案开庭的时候，聂母去了，她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她说“你为了我儿子受了不少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刚被相关部门传话回来，说有人告我有财务问题、强奸女人。
他怒了：
“他们弄错案还一本正经说没错，这是草菅人命”
记者：你当时是如何知道王书金案子和聂树斌案有联系的？
郑成月：2005年1月23日，我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孔寨去辨认现场，叫了村里的一个治保主任。王书金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在那里杀过人，治保主任说不对不对，我看着他神色就变了，他说杀人犯10年前就被枪毙了。后来我就给市局打报告，市局给石家庄市局写报告。写来写去也没人管，直到媒体把《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发出来。我们省政法委就通知我，和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河北省高院、高检，到政法委开会。
记者：开会是什么情形？
郑成月：我和当时省政法委的领导说了一个细节。王书金说他杀死那个女人的时候，拿起一串钥匙。后来怕警察找上，又把钥匙丢在离尸体1米远的地方。那位领导又问石家庄那边，聂树斌有没有说这串钥匙，对方回答没有。
记者：当时与会的人是什么反应？
郑成月：屋里静静的，只能听见人的出气声。其实那会儿，在场的人心里就知道案子是怎么回事儿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揪出个冤案了？
郑成月：没有，我那会儿觉得失望，从小我就觉得高职级的官员水平高，可他们弄错案还一本正经说没错，这是草菅人命！
记者：这次会议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郑成月：省政法委那位领导当场就说成立专案组，对王书金案进行调查；由河北省高院牵头，石家庄中院配合，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但我们汇报完没多长时间，那位领导就调走了，这案子后来也就没有声响了。
他觉得值：
“我坚持到今天，自认为提高了人民警察形象”
记者：49岁时，你为什么离岗？
郑成月：县委的领导说我年纪大了，该给年轻人让让道，可以休息了。
记者：据媒体报道，王书金律师称有人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浑水，用木板抽打他脚心，让他坐铁板凳半个月。
郑成月：我知道这件事。他们让王书金说他招供是我唆使的，还跟王书金说只要不承认石家庄死者是他杀的，就给和他同居的女友和孩子找工作、吃低保。还让王书金说他在地里转悠，发现一个女人衣服，往前走看到一个女的光着屁股。一看这个女的身上挺白、挺好，虽然是个死人，他也去跟她发生了关系，之后就走了。你说，这可能是事实吗？
记者：你为聂树斌的案子奔波多年，觉得值吗？
郑成月：聂树斌已死了，他爸妈也老了。可这是一次警钟，有多少个活着的聂树斌不用死了，司法进步了。我坚持到今天，自认为提高了人民警察的形象。
他要个说法：
“从相关法官、检察官到逼着王书金翻供的人，都该追责”
记者：你在体制内警法系统工作多年，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聂树斌案？
郑成月：有人只顾个人业绩，案子破了，被上头奖赏了，就行了。那会儿命案必破，薪水、奖金、荣誉都会和破案量有关。下面实际干事的人，一遇到命案就有压力、紧张，得想办法把案子尽快破了。其实那会儿，DNA技术、解剖都可以帮助谨慎破案，单从技术上，聂树斌案就不该发生。
记者：你觉得聂树斌案昭雪后，事情结束了吗？
郑成月：没结束。除了国家赔偿，按照法律规定，对滥用职权的人，应该有个说法。从相关法官、检察官到逼着王书金翻供的人，都应该追责。●追问谁该为冤魂负责？
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丁慧认为，追责对象不能只有法院，还应追究公安和检察机关的责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洪贤指出，在聂树斌案承办过程中，为何案件发生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居然一审二审都判了，并很快执行死刑了？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包括前5天笔录的缺失，前50天证人证言的缺失，这些问题一定要查明。
有多少错案尚未公开追责？
2013年，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要求，要对冤假错案建立防范和纠正机制。
据公开报道显示，目前在错案追责上追责人数最多的是内蒙古呼格“强奸杀人案”，再审改判后，负有责任的公检法部门27人被追责，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等处分。追责比较有力的是赵作海案。2010年因“被害人”突然回家，河南高院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赵作海案”的审判长、审判员、代理审判员停职接受调查，2012年开封市龙亭区法院对刑讯逼供赵作海的6名警察作出一审判决，5人获刑。在海南陈满故意杀人案中，陈满被改判无罪后，海南省高院副院长代表海南省高院向陈满鞠躬道歉。
为何多数错案纠错超10年？
近年来平反的冤假错案，从错判到纠错，平均时间超过10年，不少案件在15年以上。为什么正义来得这么迟？
北京师范大学刑诉法教授宋英辉指出，耗时长有几个原因，一是原来一直强调严打犯罪，命案必破，造成很多冤假错案，观念转变需要过程，法制改善也需要时间；二是有些案件问题的暴露需要过程；三是证据缺失，过去案件或因证据丢失，或自然因素损坏，时隔多年后再去收集核实难度很大；四是地方阻挠司法程序，甚至有的办案人员后来当了领导，纠错涉及到切身利益，他们当然不愿意配合。“说白了还是审判独立性不够”，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光中表示。(综合《新京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