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
申纪兰蹲在田地里，捧了一把土，捏了捏，然后让风把土从自己的指缝间带走。
“这都是好土啊！”申纪兰拍拍手上的土，看着面前的田地说，“像这样的好地，要是种上玉米的话，每亩至少能打出1000斤来。”
今年89岁的申纪兰，是西沟村的一位农民，也是一位有着65年党龄的基层老党员。此时春节将近，这位老党员开始了每年的例行公事，查看田里的土质，为来年村里的春播做准备。此外，她还要去十几里地外的石头山上看一看，那里有自己年轻时和村民一起种下的满山松树。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申纪兰听了很感动。从1983年至今，她带领乡亲们在230多条荒沟中筑坝造地，种了2万亩松树、300亩果园，还有3万株核桃树。只要有时间，她就会上山看看这些树——如今每棵树的树干都有成年人的大腿粗了。
在山上，摸着长势喜人的松树，申纪兰感慨地说：“看到这些树长得好，就像我自己穿上好看的衣服一样开心。”
俗话说，人到七十古来稀。89岁的申纪兰身体还算硬朗，腿脚却不太好了，现在连耳朵也背了起来。即便如此，申纪兰还是会顶着山沟里的寒风，缓缓迈开步子，在西沟村里走街串巷，敲开一户户大门，嘘寒问暖，了解民情。
这是她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事实上，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申纪兰没有缺席任何一届。她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人代会连任至今的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
中国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有级别吗？
“有，我的级别是农民。”这就是申纪兰的答案。几十年的劳动经历，让申纪兰深深觉得，奋斗的人生最幸福。如今大年三十将至，申纪兰的“年货”也已经快备齐了——通过调研为即将召开的人代会准备的议案，已经摆上了案头。
“把县里头、市里头和省里头的群众反映的意见带上，到北京去开会。”
当好人民代表，代表人民发声。这就是申纪兰，一个基层农村人大代表在新时代奋斗的幸福人生。

2008年春节前夕，西沟村村支书和申纪兰讨论在山里给养猪户修路的问题。本文图均为人民网 图

人民代表申纪兰
申纪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人，今年89岁。她很平凡，是中国千千万万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黄土地上生养的亿万农民之一；她也很不平凡，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从1954年至今超过60年的时光里，她一直在努力地为自己代表的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她，不仅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者，更是唯一一位出席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一位了不起的平民代表。

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8年，申纪兰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申纪兰家里，有两面照片墙，在那些照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和宏伟图景徐徐展开。看着定格在照片中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那震撼人心的澎湃力量，那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于中国人民的民主的力量。
2018年2月11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2018年2月11日，申纪兰（左二）为了完善十三届全国人代会议案，在村民家中调研，收集大家的意见。

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一位老大姐坐在沙发靠窗的地方，手里捧着一份《人民日报》，眯着眼睛，仔细地读着。老大姐的穿着很朴素，灰布做的外套袖口已经磨损了，暗灰色的光感显示出衣服的年代久远，虽然旧了，却很干净。在一片灰得有点发白的胸前那一抹鲜艳的红色格外醒目。那是一枚党章，在照入窗内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滴答、滴答……老杭州钟表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着。屋内很安静，静得仿佛能听见时间的流逝。放眼看去，无论是过时的老钟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机，还是山西农村常见的老木头箱子，件件散发出岁月的味道。屋内最醒目的，还是老人身后和右侧墙面悬挂的那些巨幅照片，在那一幅幅黑白和彩色交汇的影像中，数十年的时光在上面留了影。太阳光透窗而入，空气中微微浮起山西农村特有的黄土味。在这些影像的簇拥下，这所时间小屋的主人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报。
老人名叫申纪兰，今年89岁。此时此刻，在她耳边的白发间、在那镌刻岁月的满墙照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定格在这间小屋中。
为妇女争口气
当上了人大代表
如今，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徜徉在乡村的阡陌间，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福利。每个人，不论性别如何，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机遇，获取劳动创造的收益，拥有奋斗得来的幸福。
然而7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解放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压在妇女身上的一座大山。这种落后观念剥夺了妇女的自由，打压着妇女的社会地位，让中国妇女们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
那时，在申纪兰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有一句流传甚久的说法——“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每次想起这个说法的时候，申纪兰都很生气。
“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951年，正值解放初，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当时社里劳动力短缺，社长李顺达鼓励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动员妇女真难呀！”回想刚开始那段时间，申纪兰非常感慨。那年才20出头的她，很快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员村里妇女下地干活。可是到会的还不到一半人，就连那些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很多人都打了退堂鼓。申纪兰只好挨家挨户去说服。不仅男人们不支持，就连妇女们也觉得出来劳动不如在家看孩子给男人做饭，工作进行得很艰难。
突破口的打开，始于一位叫李二妞的村妇的改变。
李二妞是村里出了名的“不出门”，手脚慢不说，对村里的事情也没什么热心。要是能让李二妞下地，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想到这，申纪兰起身去了李二妞家。
“刚进她家，我就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妞在里头说：‘没人。’”回忆到这里，申纪兰叹了口气，“你说明明她就是个人，她还说没人，以前的妇女就是这，只要男人不在家，就当自家没人。妇女在家里没地位，在社会上能有地位？”
刚开始，对于申纪兰要自己下地这件事，李二妞是很抗拒的。
“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吧，无所谓。”
申纪兰急了：“他爹（李二妞丈夫）瞧不起你，你能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
第二天，李二妞真的扛个锄头下地了。原来妇女们都不相信她能来，一看连她都来了，全村妇女也就都下地了。
然而，即便人都来了，积极性还是不高。
“我黑来（方言：夜里）就想，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当时，妇女都下地了，可是挣的工分还是“老5分”。那时候10分算一个劳动力，两个妇女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只能记5分，这按性别划分的不公道的计分方式，让妇女们没什么干活的劲头。
只有男女同工同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申纪兰决定在村里组织妇女和男人比赛。
“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想挣10工分，就要跟男人们比一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看谁干得好！”
以在地里撒肥为例，以前都是妇女们装肥，男人们撒肥。撒肥是个技术活，不容易撒匀，申纪兰和妇女们下定决心要在这里跟男人们比一比。他们各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比谁能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要赢在体力和经验上有优势的男人，关键在于使巧劲。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人们先把地划成行，然后一行一行地撒肥，撒进去的肥料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女人们就干完了自己的地。
反观男人们，他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也没干完。一看妇女干完了，他们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回忆到这儿，申纪兰笑着说：“妇女们不吸烟，不耽误功夫。”第一次，女人们挣到了10个工分，和男人一样多。
就这样，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中国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申纪兰也因此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回想过去，申纪兰用无比坚定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带领妇女争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口气！人家都说妇女是半边天，我们就要为‘半边天’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
《人民日报》报道
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对于新中国而言，男女同工同酬，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有在经济地位上实现与男人的平等，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才能真正快速提高。平等的权利本来就是要争取的。男女同工同酬，在禁锢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上砸出了巨大的裂缝。
在申纪兰入党的这一年，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蓝邨的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文章中写到：“经过去年一年来的斗争，妇女们无论在社会上或家庭里的地位都大大的改变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干部已由三人增加到八人。大家都很关心妇女。男社员们说：‘财旺还得人旺，妇女们要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社内的生产已按男女的特长和体力的强弱作了科学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