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研判中美贸易战风险｜林毅夫：美国要打贸易战就是在自毁前程）

【写在前面】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组织的“二轨中美经济对话”，旨在为官方的经济战略对话以及政府决策提供支持，至今已经进行了八年多。2018年元旦刚过，中方代表团即赴纽约参加第17次对话，并在纽交所参与了一年一度的“2018年中国经济预测”论坛之后，赴华盛顿拜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回国之后，中方代表一方面对中美贸易战风险做了研判，另一方面又邀请国内相关专家举行“中国经济观察”闭门讨论会。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形成了“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的报告。
1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圆桌论坛暨“中美二轨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就中美贸易战的风险与对策问题进行公开报告与讨论。其中卢锋做了《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考验——特朗普政策调整与贸易战风险》的报告，同时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等人参与了讨论。澎湃新闻整理了此次报告会上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1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圆桌论坛暨“中美二轨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团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讨论环节做了题为《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贸易失衡》（Trump Economics and China-US trade imbalances）的报告。
林毅夫在报告中梳理了中美贸易逆差的由来，指出中美贸易未来虽会有摩擦，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是建立在两个经济体具有互补性之上的，对中国征收保护性关税，对美国不仅帮助不大，起到的作用可能正好相反。
总结中国为何尤为引起美国的注意，林毅夫分析了两个原因。首先，1985年前中国对美国是贸易逆差，1985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6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只有0.3%，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额达到了3470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只有44%。而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030亿美元，至2007年也只增加到1300亿美元，日本对美国长期有顺差，但是增加不多。
其次，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自身造成了对外的贸易逆差。回顾美国的历史，上个世纪70年代是个分界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扩大的，在此之前贸易能够保持平衡，但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商品贸易逆差开始上升。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也与黄金挂钩，彼时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比较稳定的。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开始不断印钞票。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的大潮也开始了，金融机构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行大量短期套利交易，国内银行的准备金率下降，贷款增加，在国际上推动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导致美元在各国可以大进大出。而由于美元货币的增加，推动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造成很大的财富效应，消费逐渐增加，储蓄逐渐减少。同时，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增长，需求开始大于供给，就要从国外进口商品。在这个时间段中，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例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说明美国的贸易逆差现状主要不在于中国，而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其自身的政策原因共同造就的。
中国在众多国家中比较突出还是源于东亚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改革，那些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而东亚地区的政府则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之后东亚长期成为美国必需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地。最初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最高，日本薪资水平上涨后，20世纪80年代这个位置又被“亚洲四小龙”取代，此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对美的贸易逆差也逐渐显得愈加突出，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了中国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有重复计算，因为卖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由于国际的产业链分工造成的，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当中的资本密集型中间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进口，对美的贸易顺差与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逆差是呈正相关关系，越南也是如此。而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在上升，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就会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就会增加，中国相应也会下降。背后的根源是过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但是整个东亚地区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比例是在下降的。
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是建立在两个经济体具有互补性的比较优势之上的。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会怎样？林毅夫认为，这些产品回流到美国的可能性很低，这些产品美国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不再生产了，而又都是跟生活必需品有关，波动并不大，价格只会变得更高。中美贸易战会伤害中国，但对美国的伤害会更大。而且根据以上分析，随着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会减小的。
特朗普也知道在谈国际贸易时不能只谈双边贸易，要谈整体贸易，既然如此还要这么做，最大的可能性只能是为了选举的利益。尤其目前美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好，需要一个强势的总统，于是就会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牺牲经济利益。
中方应该如何应对？林毅夫指出，中方不应过度反应。针对美国对中国开始征收洗衣机和太阳板关税，他还不失风趣地说道，“洗衣机能卖多少台，值多少钱呢？太阳板可能多一点，也是非常有限的。” 2003年日本就曾试图向中国的出口征收保护性关税，但形式重于实质，仅是对香菇等进口量非常小的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不要过度反应，应该有理有据，可以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必要的地方我们本来也该改，顺势推动我们的深化改革，象征性地做一些，对美国的伤害会更大。我们对美国的进口主要只有四大项，只要对其中一项征收关税，对美国的生产方的伤害会厉害得多。”
关于特朗普在刚刚落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表现，林毅夫点评认为，作为美国的总统却发言说要做自己国家的啦啦队长，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相矛盾。美国如果要把贸易战作为真实的政策，就是在自毁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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