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税改后美国逆差将进一步加大，这是美国主动追求的政策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按照美国税务基金会的预测估算了本次税改后未来10年内将有6.4万亿美元资本流入美国，有可能导致美元汇率走高，驱使美国企业寻求海外服务与商品供应商，增大美国贸易逆差。

　　第三，中美贸易逆差数据不能代表利润和利益在哪个国家。加工贸易占中美贸易的三分之一，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仍处于价值链生产的中下游，中国从加工贸易只赚取少量加工费。将国际产业和贸易体系割裂开来，否认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单纯以顺差逆差划分阵营将会伤害美国经济，而不是“使美国再次伟大”。

　　第四，美国就业问题同对中国贸易逆差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就业岗位的减少主要是源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研究显示，中国市场支持了美国260万个工作机会，至少4000亿美元的市场。目前美国自然失业率约为4.5%左右，而2017年10月份美国失业率已降至4.1%，为16年来低点。美国对中国逆差则在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可见，对美国逆差贡献度高达46%的中国同美国的充分就业没有直接联系，中国贸易是美国政府平衡国内外政策的“替罪羊”。

　　形式预测

　　而无论逆差数据是不是贸易战的导火索，不少机构已对可能的贸易战形式作出了预测。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6年9月发表的美国总统竞选贸易政策评估报告，信奉“美国优先”原则的特朗普就任后，能以总统身份与职权发动的贸易战争形式约有三种：第一种是对中美双方伤害最低的一种，即类似“贸易摩擦”且为期不超过一年的短暂攻防战，透过频繁提出贸易控诉等救济措施来反制中国特定产业或产品的出口活动；第二种则是非对称性的贸易战争，即双方选择性地采取非关税的反制措施，包括拒绝提供关键要素资源、停止购买或抛售对方的国债、废除或拖延执行有利于对手国贸易活动的法规措施等，借由促使对方相关领域的业务萎缩及失业人口攀升, 达成贸易报复之目的；第三种则是影响最深远的一种，即中美双方爆发全面性的贸易战，如美国对中国课征45%关税，中方以同样的形式全面回击。

　　罗思义认为，如果美国走上贸易保护主义道路，中国可能除了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他别无选择。对美国最适合采取相应措施的领域，包括航空、农产品等。

　　王军认为，如果出现贸易争端，所谓的贸易战展开，除了传统上中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外，贸易摩擦还会集中于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政府补贴、高科技产品等领域。双方都将宣布一定范围和规模的相互制裁清单。

　　如何应对

　　但专家们也警告，采取激进的措施将造成中美两国双输局面。

　　Michael Delaney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协议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方案取决于货币估值等，即贸易政策以外的领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就是用贸易协议来解决贸易不平衡现象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展非常困难。贸易协议对贸易不平衡的边际相关度并不大，即便中国消除了所有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我相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很大。”

　　罗思义认为，特朗普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义措施的最终效果在美国不会受到欢迎。首先会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其次，贸易保护主义并不会创造就业——相反可能会减少一些就业机会。

　　世界银行执行董事Otaviano Canuto也认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将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投资冻结、成本上升等问题。

　　“如果中美展开贸易战，将造成‘双输’局面。” Otaviano Canuto坦言，“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出于其履行竞选承诺的考量，但采用关税等贸易手段最终将让消费者买单，美国失去的将比获得的更多。”

　　“在贸易对垒中，中国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市场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使得对方有所顾忌；中国亦有多重反制措施，随时奉陪；可灵活调整的汇率是维持我在全球市场既有份额的重要武器；‘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对扩大我国外部市场的贡献和潜力较大。劣势则是中国部分制造业依赖美国市场；中国对美投资会受到负面影响；外需改善对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有较大影响。”王军分析。

　　当然，目前中美贸易还不至于滑落到贸易战的深渊。

　　专家认为，当前的贸易摩擦有余地妥善处理。

　　王军表示：“应避免强烈的贸易对抗，中美双方的贸易冲突应尽可能控制在现有的以WTO为基础的框架内来解决。应多渠道推动双方协商沟通，重视民间渠道，多做美国企业界、工会和院外集团的工作。”

　　Michael Delaney则表示，“随着中国收入的增加、新技术的发展等，这种贸易不平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事实上，我认为不平衡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美国政府可以接受在一段时间内‘稳步’平衡贸易——这是两国都可能接受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