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一半是为了节省材料，一半是由于盖房子的业主向来不是地基的所有者，按照英国的习惯他们把地基租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期限一满，地基和它上面的一切建筑物都要毫无代价地归还原主。所以租地的人总是精打细算使自己盖的房子在土地租赁期满时尽可能地变得不值钱；而由于这种小宅子常常是在满期前二三十年才盖起来的，这就容易了解，盖房子的业主是不愿意在这上面多花钱的。此外，这些业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们很少或根本不愿花钱修缮，这一半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短促的缘故；在商业危机来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条整条的街道空起来，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毁坏，不能住人了。根据一般的估计，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当你看到那些新房子的似乎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外表美丽而结实的外墙时，你会觉得这种说法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实际情形却是这样：建造房屋的时候光打小算盘，以后又丝毫不加修缮，房屋时常空起来，住户经常更动，最后，在能够住人的最终十年里，房客——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又大肆破坏，常常把房屋里的木质部分拆下来生火，由于这一切，这些小宅子过了四十年就变成一堆瓦砾了。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工业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本世纪才修建起来的安柯茨区，也还是有许多破旧的倒塌的房子，而大部分房子现在甚至已经到了能够住人的最后阶段了。至于这样白白地浪费了多少资本，以及只要在建筑上和以后的修理上怎样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使这个区域在许多年中保持清洁、像个样子和能够住人，这我就不谈了。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房屋的状况和居住者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我应当说，再也没有比这种安置工人的制度更有害更伤风败俗的了。工人不得不住在这种恶劣的小宅子里面，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租较好的房子，或者是因为他们做工的工厂附近没有较好的房子，有时也因为这些小宅子是厂主的，厂主只是在工人租他的小宅子时才给工人工作。自然，这种四十年的期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如果房屋是在闹市里，那末，即使地租昂贵，但是总有希望找到住户，所以房主就会做一些修缮工作使房子在四十年以后还多少能住人；当然，他们所做的只是最必需的，而且这些修理过的房子正是最坏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胁之下，卫生警察们平时酣睡着的良心惊醒了，于是他们就到工人区来进行突击检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闭起来，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许多胡同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续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寻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宜，因为人们知道，卫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
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资产阶级唯一没有替自己盖上房子的郊区。原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风和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而这种煤烟确实是不少的！）。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片光秃秃的丘陵地带，上面零零落落毫无规则地散布着一排排的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一片空地，地下是粘土，高低不平，不长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肮脏而破烂，常常是建筑在低洼的大坑里，一般说来很像新城。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这里的河岸大部分是陡峭的，房屋一直建筑到河边，和我们在艾尔克河沿岸看到的完全一样；房屋和街道的规划无论是在曼彻斯特方面的，或是在阿德威克、却尔顿和休尔姆方面的，都同样糟糕。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假若我对每个地方都仔细地一一加以描绘，那就没有个完了——是在曼彻斯特这边，在牛津路西南，叫做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湾里，有一块相当深的凹地，四周都是很高的工厂、很高的河堤和盖了房子的河岸。在这块凹地里，密集着两片小宅子，共有两百所左右，大部分都是两所共用一堵后墙，一共约有4000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是爱尔兰人。小宅子都很破旧，肮脏，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妇女和孩子们到处走来走去，穿得破破烂烂，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烂泥坑里打滚的猪一样地肮脏。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讨厌，这样不顺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杂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任何人只要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外表，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又听说，这 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听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120人才有一个厕所（不用说，这厕所多半也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听说不管医生们如何进行宣传，不管卫生警察在霍乱流行时就小爱尔兰的状况怎样发出警报，现在，在1844年，小爱尔兰的状况还是和1831年完全一样，听到这些话，他会说些什么呢？——凯博士说[注：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恩格斯原注]，在这个区域里，不仅是地下室，甚至所有房屋的第一层也都是潮湿的；过去有许多地下室曾经用泥土填掉，但现在渐渐又被挖开，住上爱尔兰人；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经常从一个用粘土封住的窟窿渗入屋内，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织工每天清早都必须把水舀出，倒到街上去！
稍稍往下，在梅德洛克河左岸，是休尔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工人区，情形和安柯茨几乎毫无区别。在建筑物比较密集的区域，房屋比较坏，而且都快要倒塌了，在居民比较少的地方，建筑物比较新，空气也比较流通，但大部分都淹没在肮脏里面。而且无论在哪里，房屋总是在潮湿的地方，无论在哪里，都有住人的地下室和弄堂。梅德洛克河对岸，曼彻斯特本城，是第二个大的工人区，它沿着第恩斯盖特街两旁一直伸展到商业区域，在许多地方都丝毫不亚于旧城。特别是在紧靠着商业区的地方，在桥街和码头街之间，公主街和彼得街之间，建筑物密集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要超过旧城中最狭小的大杂院。这里有许多狭长的胡同，这些胡同之间是狭小的、角落很多的大杂院和过道，它们的出入口是这样紊乱，如果不熟悉这个迷宫中的每一条过道和每一个大杂院，那就每一分钟都有走入死胡同或走到完全没有打算去的地方的危险。据凯博士说，住在这个拥挤、破落而肮脏的区域里的，是曼彻斯特居民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盗窃或卖淫；这种说法在今天显然还是正确的。在1831年，卫生警察曾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和艾尔克河沿岸或小爱尔兰一样脏（我可以证明，目前的情况并不见得好多少）；此外还发现，在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而在议会道，每三十幢住满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
过了艾尔威尔河，在这条河所形成的一个半岛上，我们可以看到有8万居民的索尔福城，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工人区，只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横贯其中。曾经有一个时候，索尔福比曼彻斯特更为重要，是四周各个区域（Salford Hundred——索尔福群城）的中心，这些区域直到现在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因而直到现在还是肮脏而破落的、非常不卫生的地区；这个地区位于曼彻斯特老教堂对面，情况之糟和艾尔威尔河对岸的旧城完全一样。离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较新的地区，但是也已经超过了四十年，因而也是够破的。整个城市都是由大杂院和狭窄的小胡同所组成的，这些小胡同狭窄的程度，使我想起我过去看到过的最狭窄的街道——热那亚的狭窄的小街。在建筑方式上，索尔福比曼彻斯特还要坏得多，在清洁方面也是这样。在曼彻斯特，警察间或（每隔六年到十年）还到工人区去一次，封闭一些最坏的住宅，强迫人们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中最脏的地方打扫一下，而在索尔福，警察显然是从来不这样做的。礼拜堂街、格林盖特和砂砾胡同两边的小胡同和大杂院，大概从造好以后一次也没有打扫过。现在，利物浦铁路经由一座高耸着的高架桥通过这些街道的上空，一些最肮脏的角落是消灭掉了，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好了一些呢？当你乘火车通过这座高架桥的时候，从桥上往下看，还是可以看到相当肮脏相当贫穷的景象；如果不怕麻烦，到这些胡同里逛一下，从洞开的门窗向房屋和地下室里望一下，那就不难相信，索尔福工人住的房屋根本谈不上清洁和舒适。在离索尔福中心较远的地区，在伊斯林顿，在瑞琴特路，在波尔顿铁路后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奥尔德菲尔德路和十字胡同之间的雷普街两旁，许多大杂院和小胡同是最糟糕的，这个地区的工人住宅就肮脏和拥挤而论都可以和曼彻斯特的旧城媲美。在这个地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经六十来岁，住在一个牛棚里；在这个没有窗子、没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没有铺砌的方匣子里，他装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张床，就住在里面，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烂的屋顶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经太老，太衰弱，不能做经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车搬运粪便等等来维持生活；粪坑就紧靠着他住的牛棚。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间内有机会亲身观察到的曼徹斯特各工人区就是如此。如果所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持清洁，也不可能有什么设备，因而也就谈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已经看到凯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我再引证一个自由党人，厂主们所公认、所推崇的权威，一切独立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西尼耳[注：纳骚威西尼耳“就工厂法问题给商业大臣（查理波立特汤姆生阁下）的信”1837年伦敦版第24页（Nassau W．Senior．《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to the Rt．Hon．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Chas．Pou-lett Thomson Esq．）》．London，1837，p．24）。——恩格斯原注]先生的话来做补充。他说：
“当我参观爱尔兰城、安柯茨和小爱尔兰工厂工人的住宅时，使我感到惊奇的只是在这样的住宅里竟能保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健康水平。这些城市——就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数目来说，这都是些道地的城市——在建造的时候，除了从事投机的业主的直接利益，就什么也没有考虑到。木作老板和建筑公司老板合买（亦即租若干年）[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若干地皮，在那上面盖上所谓的房子。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整条街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沟建造起来的，因为这样一来，不用另外花钱挖土就可以得到较深的地下室，而这种地下室并不是用来做储藏室或仓库，而是用来给人住的。这条街上没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没有铺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粪便，一滩一滩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来的，两所房屋共用一堵后墙，没有通风和排水的设备，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阁楼的一个角落里。”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曼徹斯特闹霍乱时卫生警察所表现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这种流行病到来的时候，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全都惊慌起来。他们忽然想起了穷人的那些不卫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贫民窟都会成为传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传播，会侵入有产阶级的住宅，就吓得发起抖来。于是立刻委派了一个卫生委员会来调查这些区域，并且要它就这些区域的情况向市参议会做确切的报告。作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并特地调查了每一个警政区（第十一区除外）的凯博士从委员会的报告中搞出了几段。总共检查了6951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彻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内；其中2565所极需在内部加以粉刷，960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were out of repair），939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1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风不良，2221所没有厕所。在经过调查的687条街道中，248条没有铺砌，53条只是部分地铺砌过，112条通风不良，352条街道上都有死水洼、成堆的脏东西、废弃物等等。——不用说，要在霍乱到来以前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只打扫了几个最坏的角落就算了，其余的仍然保持原状。自然，那些清扫过的地方过一两个月就又变得和从前一样脏了，小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这些房屋内部的情形，该委员会所报道的，和我们所听到的伦敦、爱丁堡从其他城市的情形是一样的。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兰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肮脏的麦稭和一条用旧麻袋做成的被单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由于贫穷、迟钝和放荡而堕落下去。调查人员常常在一幢只有两间屋子的房子里发现两家人；一间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间用做公共的饭厅和厨房；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除了诸如此类的传染病来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脏得令人作呕的事情。”[注：见前面引用过的凯博士的著作第32页。——恩格斯原注]
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很多只住着一间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费用还接纳一些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这些寄宿者甚至往往不分男女和屋主全家同睡在一张铺上。例如“工人阶级卫生状况报告”就认定丈夫同妻子和成年的小姨子睡在一张床上的事，在曼彻斯特就至少有六起。普通的夜店在这里也很多。据凯博士统计，这种夜店1831年在曼彻斯特本城有267个，从那时起，一定又增加了很多。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5000人到7000人。这些房屋和它们的老主顾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间屋子里都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上五张到七张铺，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在这些罪恶的渊薮里笼罩着什么样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气氛，是用不着我来说的。每一幢这样的房屋都是犯罪的中心，也是干各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强制着把各种恶行集中在一起，这些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据盖斯克尔[注:彼盖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1833年“正义得伸”出版社版（P．Gas-kell．《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its Moral，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and the Changes，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Machinery．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Fiat Justitia》．—1833）。这一著作主要是描写郎卡郡的工人状况。作者是自由党人，但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般还并不认为自由党人必须歌颂工人的“幸福”。因此，他还能公正而清楚地看出现状的、特别是工厂制度的坏的方面。但同时他这本书是在工厂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前写的，而且从不可靠的材料中引用了一些论断，这些论断是后来被委员会的报告所推翻了的论断。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作者像凯博士一样把一般工人阶级和特殊的工厂工人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一著作整个说来虽然是好的，但在引用时，对于个别的细节还须谨慎。我们在“导言”中所叙述的无产阶级发展史，主要是以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恩格斯原注]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讯”杂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这和盖斯克尔提出的数字大致相符，——工人的总数是175000，12％就是21000人。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住人的地下室至少也和曼彻斯特本城一样多，所以在整个曼彻斯特，连同郊区在内，住地下室的人共有四五万。大城市里的工人住宅就是如此。如何满足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需要是如何满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绝大多数工人都穿得很坏。用来做衣服的料子都是非常不合适的，无论是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没有亚麻布和毛织品，只有棉织品。衬衫是用漂白布或是杂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织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绳子上看到。男人们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织品做的裤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夹克。粗布（fustian）甚至成了工人服装这个名词的同义语，工人被叫做fustian-jackets〔粗布夹克〕，而工人也这样称呼自己，借以和那些穿呢子（broad-cloth）的老爷们相区别，而呢子也就成了资产者的标志。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在1842年起义时来到曼彻斯特，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在工人的热烈欢呼声中出现在他们面前。在英国，即使是工人也都戴礼帽，礼帽有各种样式，有圆形的，有圆锥形的或圆柱形的，有宽边的，有窄边的或根本没有边的，只有工厂城市里的年轻人才戴便帽。没有礼帽的人就用纸做一顶四方形的矮帽子戴在头上。工人的全部服装，即使都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气候。英国气候潮湿，天气变化无常，这比什么都容易引起感冒，因此，几乎整个有产阶级都穿法兰绒的内衣；法兰绒的护胸、紧身和兜肚很多人都用。工人不仅不可能采取这种预防办法，而且一般都几乎永远做不起一件毛织品的衣服。粗棉织品虽然比毛织品厚、硬而且重，但在御寒和防湿方面是远不及毛织品的，而且由于厚，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湿就不容易干，而且无论如何没有像呢子之类的毛织品那样密实。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买一件毛织品的上衣预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去买，他在那里买到的是一种很坏的所谓《devil's dust》[注：直译是“魔鬼的灰尘”，这是一种用旧毛织品经过开毛机（这种机器在英语中叫做devil）加工而制成的料子。——编者注]，这种料子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给人穿的”，只要穿上两个星期就裂了缝或是磨穿了；要不然就是在旧货商那里买一件穿旧了的上衣，这种衣服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再穿上几个星期就完了。但是大多数人的衣服本来就不好，而且还得常常把比较好的衣服送到当铺里去。很多很多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他们的衣服简直就是一些破布，上面往往连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没有了，不然就是补丁连补丁，连原来的颜色都认不出来了。英格兰人或英爱混血人居然想出办法来缝补这样的衣服，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技巧确实是惊人的：他们毫不费力地把呢子补丁或麻布补丁补在粗布上，或是把粗布补在呢子和麻布上，但是不久以前才迁来的真正的爱尔兰人却几乎从来不缝补他们的衣服，除非是万不得已，即当它有破成几块的危险的时候才缝补一下。衬衣的破布通常总是从上衣或裤子上的窟窿里拖到外面来。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注：托马斯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28页（Thomas Carlyle．《Chartism》．London，1840，p．28）。关于托马斯卡莱尔下面还要谈到。——恩格斯原注]所说的，爱尔兰人穿的是
“一身破烂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节日或特别隆重的场合才这样做”。
爱尔兰人还带来了英格兰从前所没有的赤脚走路的习惯。现在，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着脚走来走去，这种习惯在最贫穷的英格兰人中间也逐渐流行起来了。
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在英国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钱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间才领到工资，——不错，有些地方星期五就发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没有普遍实行起来。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钟才能上市场去，而资产阶级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场上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来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卖光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较好的，工人大概也买不起。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导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版。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最贫穷的工人为了用不多的钱买必需的食品，哪怕是买质量很差的食品，也还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因为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钟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而星期日又完全停市，所以在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商店就把那些不能保存到星期一的货物以想像不到的贱价出卖。但是，这些到晚上十点钟还没有卖出去的东西，十分之九到星期日早晨就不能吃了，而最贫穷的阶级星期日的餐桌正是用这些东西点缀起来的。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1844年1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曼彻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court leet）处以罚款。其中一个有一整头牛；一个有一整口猪；一个有几只羊；一个有五六十磅牛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根本不能食用了，因而全被没收。在这些肉商里面，有一个被没收了六十四只肚子里填满了馅的圣诞节吃的鹅，这些鹅没有及时在利物浦卖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彻斯特来，在这里的市场上摆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发散着强烈的臭气。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当时曾登载于“曼彻斯特卫报”[102]，而且提到了当事人的姓名和罚款的数目。在7月1日至8月14日这六个星期中，该报还报道了三件类似的案子。据7月3日该报报道，在海华德没收了一只200磅重的猪，肉商发现这只猪已经死掉而且甚至已经腐烂了，可是还把它切成块拿出去卖。据7月31日该报报道，威根有两个肉商因出卖不能吃的肉被分别处以2英镑和4英镑的罚款，而其中的一个已经不是初犯了。最后，据8月10日该报报道，波尔顿的一个小商人有二十六只不能吃的火腿被没收，并且被当众焚毁，这个商人被处以20先令的罚款。但是这里所举出来的还远不是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并且不能把这些事情看做六个星期的平均数，也不能根据这个数字推算出一年的平均数来。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两次的“曼彻斯特卫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彻斯特或邻近的工厂城市中所发生的这类案件。这里应该记住一点：由于市场的范围很大，所有的大街两旁都是市场，并且由于市场监察员监督不严，许多事情都逃过了他们的眼睛，——要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释肉商肆无忌惮地把已经发臭的整头整头的牲畜拿来出售的事情呢？只要注意一下，在罚款像上面讲的那样微不足道的场合下，这种勾当对小商人的诱惑力是多么大，只要想一下，什么样子的肉才被监察员认为完全不能吃而加以没收，那就决不会相信工人平常所弄到的肉都是质量好的和有营养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还要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吃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上面我们引证了“曼彻斯特卫报”，现在听一听另外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我是喜欢拉反对者来做证人的，——听一听“利物浦信使报”是怎样说的吧。
“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不是在一块块的咸黄油上涂上一层新鲜的黄油，就是把1磅新鲜的黄油放在上面让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咸的卖出去，或者洗掉盐再把黄油当做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擦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货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茶叶里面往往掺上黄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杂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烧热的铜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来的颜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卖。胡椒里掺上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比整个葡萄牙所生产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几句，由于烟草普遍地掺假，去年夏天曼彻斯特某几个最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说，要是不掺假，他们的生意就无法做下去，价钱在3辨士以下的雪茄烟，没有一枝完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像这种掺假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几打来，把石膏粉或白垩掺在面粉里，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卑鄙行为。当然，事情并不仅仅限于食品掺假。到处都有骗局：把法兰绒、袜子等等拉长，叫人看起来好像长一些，只要洗一洗马上就缩短；比规格窄1．5英寸或3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宽的卖出去；磁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骗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来。——Tout comme chez nous〔和我们那里完全一样〕。但是吃这些骗局的苦头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谁呢？有钱人不会受骗，因为他可以多花些钱到大商店里去买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誉的，假如他们出售劣等的掺假的货物，最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此外，有钱人在吃的上面很讲究，他们的味觉很灵敏，比较容易识破骗局。但是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必须以不多的钱买很多的东西，他们不能太注意质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味觉，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他们不得不到小商人那里去买，甚至还常常要赊账。而这些小商人由于本钱小，营业费用大，一样的货色却不能橡大零售商卖得那样便宜；而人们要求他们的却是价格低廉，再加上别人的竞争，于是他们就只好有意无意地备办掺假的货物了。此外，大零售商在自己的买卖里投下了大宗资本，骗局一旦被识破，就要丧失信用，遭受破产，可是小店主的营业面不出一条街，如果他的骗人的伎俩被揭穿了，那他会失掉些什么呢？要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尔顿或休尔姆去，那里谁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骗伎俩了。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但是，英国工人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在警察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罚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难以置信。从下面几段摘自“曼彻斯特卫报”的话就可以看出，这类骗人的事情在工厂区是如何普遍；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且我手边就连这一个时期的报纸也不全。
1844年6月16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四个小商人因使用重量不足的砝码被判处5先令到10先令的罚款。——斯托克波尔特法庭开庭。两个小商人各被判处罚款1先令。其中一个有重量不足的砝码7枚和不合规定的秤一具；两个人以前都受过警告。
6月19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罚款5先令；两个农民被判处罚款10先令。
6月22日“卫报”。曼彻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2+（1/2）先令到2英镑的罚款。
6月26日“卫报”。埃士顿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农民被判处2+（1/2）先令到1英镑的罚款。——海德低级法庭判处九个农民和小商人5先令罚款，并缴纳讼费。
7月9日“卫报”。曼彻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决缴纳讼费并且被处以10先令以下的罚款。
7月13日“卫报”。曼彻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2+（1/2）先令到20先令的罚款。
7月24日“卫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10先令到20先令的罚款。
7月27日“卫报”。波尔顿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饭馆老板被判决缴纳讼费。
8月3日“卫报”。波尔顿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2+（1/2）先令到5先令的罚款。
8月10日“卫报”。波尔顿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5先令的罚款。
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量的方面受骗的也是他们。
每个工人平常的饮食当然是随着工资变化的。工资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挣一点钱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饭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和干酪。如果挣钱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期吃两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多些。如果挣钱更少，肉食就减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夹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挣钱再少的，那就连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没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麦粥（porridge）和土豆；最后，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即在爱尔兰人中，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点糖、牛奶或烧酒。在英国，甚至在爱尔兰，茶被看做一种极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饮料，就像咖啡在我们德国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极端贫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给他什么，他讨到什么，或者偷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只好饿死，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用说，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质一样，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们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饿。而这些工资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伦敦，工人的竞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没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烂水果[注：“每周快讯”1844年4月号或5月号所登载的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伦敦贫民状况的报告。——恩格斯原注]，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丝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末常常就是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饿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发生，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紧张地劳动，需要食物最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严重起来，社会的残酷性也特别鲜明地暴露出来：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
最后，我们用不多的几句话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说一说。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资产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全靠工资过活，工资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给他们能够长期维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业，因而就有可能饿死，确实也有许多人饿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规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风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户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一间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至于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那就随贫穷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穷的连最必需的家具都没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褴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许多场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注释：
[98]恩格斯引自奥尔斯顿牧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周快讯”，后来又转载于1844年5月4日的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第338号。——第309页。
[99]“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的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第312页。
[100]哈得兹菲尔德居民于1844年7月19日选出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本城的卫生状况。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载于1844年8月10日“北极星报”第352号。——第322页。
[101]克萨尔－摩尔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把它比为古罗马的圣山，也就称它为“圣山”。根据传说，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曾起义反抗贵族，后来退往圣山。——第326页。
[102]“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该报从1821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