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将最终会反映在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竞争之上。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而言，核心技术、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都是建立自身全球竞争力的必争之地。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想要更为全面地融入到全球化体系甚至是在全球化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遵守全球经济竞争的参与规则，而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的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参与和遵守全球经济竞争规则的成本，而且也能够增强自身在全球经济竞争规则中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和能力。

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注定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将会持续较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需要对此有一个思想上的准备。而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以后在全球化市场中面临来自于知识产权竞争和博弈的压力也将会越来越大，中国企业尤其是那些试图在产业价值链上向上迁移的中国企业需要对此未雨绸缪。

当然，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也存在着一些可以运用的力量，这包括：

1、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体市场，对于很多跨国公司而言是重要的增长机会来源，同时也是中国企业自身可以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

2、中国在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仍然拥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这与上述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一起，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经济韧性。正如《反脆弱》一书所阐述的，整体的反脆弱性取决于各部分的脆弱性，系统的反脆弱性可以通过牺牲局部为代价来获得。（[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雨珂译，《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中信出版社，2014年）

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产业价值链已经存在着高度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依赖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已经高度嵌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并由于在效率和成本上的优势成为其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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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贸易战？

不论是对于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在面对这一轮的中美贸易战中，都需要“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求可接受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业需要关注和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显著。这种产业转型升级，包括了如下层面的含义：从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不能仅仅将竞争力建立在低廉的体力劳动力基础上，而应该逐步地向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以及在产业价值链中构建不可替代性的方向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培养了数量非常巨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型劳动者（也就是彼得.德鲁克所称之为的“知识工作者”）。然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体力劳动者密集型行业，如何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知识劳动者密集型的转变，就变得极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知识劳动者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将决定了中国制造能否赢得未来发展的黄金十年。

其次，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当中，大型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将扮演不同的角色。对于行业领先企业，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当中，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上建立起自主的能力，是不可回避的挑战，纯粹依赖于规模性的量上增长，是无法支撑这些企业持续发展下去的。而对于很多制造业中小企业而言，提升质量和成本控制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许多中小企业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喜欢追逐新的概念，喜欢赚快钱的“风口”，但却忘记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建立的基础是较强的成本和质量控制能力，这需要企业通过不断地持续改进、持续积累来建立，也需要企业在管理上更为精细化。

再者，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中good-enough market的市场机会。因为good-enough market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机会，而且在这样的市场当中，需要的是将合理的质量、有吸引力的价格和快速的市场响应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而这是中国企业很有可能利用现有优势基础来发展起自身独特竞争优势的机会。与此同时，抓住在一些新兴技术和商业领域的发展机会，既不要一拥而上纯粹地追随热点炒作概念，也无须排斥商业模式创新。因为不论是技术意义上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是中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的力量，并且将这两者结合将更有利于释放创新的价值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