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央行参事:应吸取日本教训 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
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全面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访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行情600663,诊股)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3月22日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严重，是贸易战无可避免的根本原因，但这一分析不够全面和准确。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就中美贸易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
《金融时报》：请问您怎么看待中美贸易逆差？
答：我认为应从经常账户整体考虑，而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国际贸易不仅包括货物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主要是在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年扩大之势，而美国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如果只考虑中美双边贸易，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从经常账户整体看（既考虑货物贸易又考虑服务贸易），实际上，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372亿美元，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高达4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逆差为3757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为385亿美元。
因而，仅从中国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和美国的逆差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而忽略了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做了测算，按照美国的统计数据，仅看货物贸易会导致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高估12%以上。如果按照我国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同年我国对美顺差被高估28%左右。中美贸易关系，应从经常账户整体和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待。
《金融时报》：您能否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的情况？
答：可以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贡献是逐年提升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占美国全部服务贸易顺差的15.9%，较10年前（2008年，4%）提高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金额看，2017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是2008年的近8倍。这些数据都是基于美国的统计计算的。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同样显示，服务贸易旅行项下，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含教育等）多年来保持两位数增长，2017年全年，我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高达321.8亿美元。
同时，美国是目前中国技术进口第一大来源国。我国近三分之一的技术进口合同都是向美国购买的。2017年，据美方统计，我国向美国购买知识产权的花费达85.3亿美元，同比增长7.2%。而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对美国技术进口金额增速亦高达两位数。
此外，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我国居民出境旅行的商品购买也计入了服务贸易的旅行项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货物贸易隐藏在服务贸易中，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事实上被高估了。而旅行项下的逆差恰恰是对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贡献最大的。2017年，我国2612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中，旅行项为2209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逆差总额84.6%。
《金融时报》：您是否认为美国长期保持对我国服务贸易顺差对其是有利的？
答：确实如此，美国长期保持对我国服务贸易顺差不仅增加了美国的收入，也促进了美国的就业。从收入的角度举例一二。据中国商务部测算，2016年中国游客在美人均花费约1.3万美元，远超其他国家游客在美花费，当年旅游支出高达352.2亿美元，平均每天为美创造约9700万美元收入。此外，美国为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国。中国在美留学生2016年人均花费约4.5万美元，为美贡献约159亿美元收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约35.3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34%。
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仍有扩大空间。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实际上降低了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美方不对中方实施这些管制，从经常账户整体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小得多。这些收入显然也支撑了美国第三产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
从就业的角度看，无论是旅行、教育还是医疗服务，都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服务业本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如今高科技时代。美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接近80%，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更是高达82.5%。
事实上，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更多是中美贸易的互利共赢，而不是相互剥夺。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大量逆差也符合当前两国的比较优势。而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提高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金融时报》：对于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有何建议？
答：201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中只有3.3%来自中国，是美国从亚太地区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12.1%，而从制造业看，美国货物贸易进口中的21.4%都是来自中国的，中国占整个亚太地区对美出口份额的50%。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市场份额与货物贸易出口相差悬殊，而美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出口基本是平分秋色的。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确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我们计算了我国第三产业各细分行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劳动生产率都不及制造业。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我国在服务贸易中逆差较大的。扩大对外开放，往往有利于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我国相关产业整体效率的提高。服务领域也是如此。对我国来说，应更重视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推进第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此外，为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冲击，也需要推进第三产业改革，满足居民多层次的生活需要，释放内需，增强对贸易冲击的应对能力。
《金融时报》：未来中美两国是否有可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
答：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能从贸易战打到金融战。我们既不应该引导汇率贬值，也不应放任汇率大幅升值。除了生产率决定的比较优势之外，汇率的变化也会通过价格直接影响两国的比较优势。对此，我国在宏观层面需要有审慎的应对。
汇率贬值会带来很多问题，得不偿失。一是资本外流压力增大，还有损大国形象，更加容易使贸易摩擦升级。二是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十分有限。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速4.1个、2.2个和0.6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没有必要通过贬值促进出口来拉动经济。通过贬值促进出口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虽然短期内有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