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早年异国恋情
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从1935年到1945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但在此期间他与一位德国姑娘的爱情经历，却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哥廷根留学的时候，季羡林租住在一个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家里。在他住的同一条街上，还有一户叫迈耶的德国人家。男主人迈耶为人憨厚朴实，而女主人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伊姆加德，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而且身材苗条，活泼可爱。迈耶家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久而久之，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邀请季羡林来他家做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要先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还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当时身处异国的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热心的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咨询。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他们的心事很快被细心的迈耶太太看穿。这个开朗的德国老太太很喜欢季羡林，觉得他有学问、人品好。因此，她很乐意撮合女儿的这桩婚事。因而以后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等等，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季羡林当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尽管那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于是，每当回到寓所，他的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爱伊姆加德，伊姆加德也爱他。如果他们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也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又会使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可是痛定思过之后，这个对别人考虑永远胜过自己的国学大师最后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离开德国。
离别是痛苦的。季羡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的人不配爱她这样美丽的女孩子。”
季羡林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依依不舍地离开迈耶一家到了瑞士。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1983年，季羡林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当然是杳如黄鹤。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据说2000年时，香港某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最后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了她。当年的伊姆加德小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然而精神矍铄。询问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上。
其实，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两位苦命的恋人失之交臂，季羡林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见面的机会。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的异国情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曾把一批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在苏联，幼年的刘允斌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国际儿童院，1945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后重新报考了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并如愿以偿地读上了自己理想的专业。由于他成绩好、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了其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的垂青。而俄罗斯姑娘的美丽大方也深深打动了刘允斌年轻的心，两人很快相知相爱了。
1950年，思乡心切的刘允斌趁暑假带着玛拉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他想借此机会让玛拉见见自己的家人，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虽然每个人对玛拉表现得很亲切，刘允斌陪玛拉一起逛街、吃中餐，从各方面使她适应，然而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令这位活泼的姑娘经常沉默。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经父母同意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陆续有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索妮娅、阿寥沙，一家人生活得十分美满幸福。1955年，刘允斌获副博士学位。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在回国与留苏的选择中，刘允斌从未想过要在苏联生活一辈子。可不通汉语的妻子坚决反对回到那个使她无所适从的丈夫的故乡，她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面对妻子的苦苦挽留，刘允斌毅然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刘允斌和玛拉正式离婚。他们的离异完全出于无奈，而非感情的缘故，正如刘允斌所言:“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这样一位抛妻别雏、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怀抱、满腔热情地投入祖国建设、成绩斐然的核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陷为“苏修特务”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
中国第一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涉外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