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惟独在香港，爱国的表达会变得那么重要？说穿了，乃是150年的殖民历史使然。尤其是，共和国五十多年来的艰难浮沉，香港人不只置身局外，其中更有许多是避祸南来，所以爱国成为一种突出自己的正面价值。
很难想象香港还有谁能够像霍英东这样，身后得到几乎所有政坛中人的赞颂。连一向被爱国爱港人士指斥为“串通英美”的香港民主派李柱铭都说他为人谦虚、与世无争，“霍英东虽然不支持民主，但他甚少批评民主派，也没有怎样批评过我”。
除了性格特点，霍英东最令人折服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另一位民主派健将张文光就如此形容，“讲爱国，霍英东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因此一众民主派也不得不佩服霍英东，因为他是“真爱国”。
既有“真爱国”，那么可有“假爱国”吗？或许有的，那可能就是著名的“忽然爱国”了。例如在港英时期入仕，自言回归以后突然发现自己每见国旗飘扬，“心中都不免一阵激动”的高官；又或者一些巨富商贾，回归前后一下子转变了心态，公开放言自己对国家的由衷热爱，1967年时怎样和香港“革命群众”对着干的往事就当粉笔字一般地抹掉。
霍英东可不同了，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冒着被捕的危险，利用手上的船队突破封锁，“偷运”物资回内地，帮助中国渡过难关。虽然这种干别人不敢干的事的商人冒险精神，也为他赚得庞大利润，但以当时的环境而言，这实在是雪中送炭，与“忽然爱国”派的锦上添花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霍英东敢在港英极力排斥左派势力时就坚定爱国立场，且为此还遭受港英政府百般留难(例如截断他兴建的大楼的水电供应)，这也是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彪炳战迹”。其后他早着先鞭，大力响应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内地投资建设酒店、公路和高尔夫球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个位列国家领导人之列的土生港人，在香港“左派”和爱国阵营中无人能出其右。
可见所谓“爱国”，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就算，还得有实际行动；而这实际行动的经历愈长远，其人的爱国程度就愈高；为此付出的代价愈大，其爱国之心才愈见真切。爱国是要讲资历的，当一个人爱国爱到有霍英东这么完整的资历，他就不只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还能赢得敌对派系的尊重，叫民主派巨头也得竖起拇指叫好。
可是霍英东作为一个爱国商人的样板，却又正好说明了香港政治的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爱国价值的膨胀。为什么会有一群人“忽然爱国”？为什么某些高官要迫不及待地对着国旗流泪？为什么有些商人抨击民主派的时候往往要比传统爱国人士还激进？这岂不正是因为“爱国”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价值吗？
综观全国各地，提拔一个官员，贬谪一个干部，理由可以是他廉洁或贪腐，可以是他精明或愚眛，可以是他勤政或无能，但从来没有一条是叫做爱国的。有的话，那也是在他身后盖棺论定之时，悼词必备的点缀罢了。
为什么惟独在香港，爱国的表达会变得那么重要？说穿了，乃是150年的殖民历史使然。尤其是，共和国五十多年来的艰难浮沉，香港人不只置身局外，其中更有许多是避祸南来，所以爱国成为一种突出自己的正面价值。
偏偏爱国又是一种抽象的心理情绪，一种可以说得玄而又玄的精神价值，难以证实、难以确定。由于并非每个人都有霍英东这样的机遇和经历去证明自己爱国，所以某些人就只能把爱国变成一种表演，或诉诸矫情的言辞，或形诸夸张的行动；似乎只要出于爱国，再无理的言行也都可以接受，久而久之，爱国在某些人那里竟成了一种肉麻恶心的滥调。愈是高举爱国旗帜，我们愈难分辨其中的真假虚实。末法时代，人人为佛。
或许我们不应苛责“忽然爱国”派的虚伪，因为那也是种无奈，谁让殖民统治的历史那么长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