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当时是“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按常规国内新闻才可以做头条，但这条新闻确实很重大，我说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的头条，我们放后面行吗？所以我就拍了板，看看反应怎么样。这是有风险的，确实有些提心吊胆。但播出后新闻界反映特别好，说这是央视新闻改革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物周刊：这个节目被外界看作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换个主播都会掀起舆论风波。

　　杨伟光：其实，换播音员都是小事，有时候和政治联系起来却会引人联想。当时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我们讨论谁来播比较好，觉得男播音员播比较好。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没有准备，衣服领子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了。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实际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考虑。本来播音员更新是正常的，因为长时间没有动了，一动就像政治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播音员里，《新闻联播》的李瑞英、邢质斌、罗京、李修平都不错。我对《新闻联播》不太满意的就是亲切度不够。原来我和他们说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感觉在教育别人，要对观众有一种尊重感，有为观众服务的心态。当时个别传统播音员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不行，《新闻联播》就是要字正腔圆。”

　　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风格，一下子改有难度。其实政治方面的新闻是比较严谨，有的就应该活泼一些，可以根据内容来调整。总的来说，我们的风格过分严肃。还有，播音员都是念别人写好的稿子，有一段时间我提出《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也应该下去采访，后来也下去过——这有利于他们同观众建立沟通。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播音教育，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广播风格。

　　杨伟光：确实有这个问题。真正播音系毕业的学生要像崔永元这样主持节目是不可能的。我们挑选的一些有特点的主持人大都没有学过播音学，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都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人物周刊：以前观众很认可《焦点访谈》，但现在这个节目与以前有些不同了。

　　杨伟光：关键是看制作人怎么把握。我当台长时没要求一定怎么样，但那时就有一种追求，同一个问题有两种讲法，你可以讲得很有意思，也可以讲得非常乏味，你怎么讲？那时大家都说杨伟光胆子太大，不要乌纱帽了？现在舆论环境比那时好很多了。比如批评一些事故，过去哪有这么方便，哪能第一时间报道？去年大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把现场很多情况报出来了。

　　人物周刊：当年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定位？

　　杨伟光：《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在以前没人办过。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在中南海开了一次会把几个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们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从中南海回去之后，我主持开了3天的会，主持人和记者都参加，把总理表扬的节目和审查中枪毙的节目拿来一起看。

　　人物周刊：什么节目审查时会被枪毙？

　　杨伟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举个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后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让他们先压一下，那个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样的节目能顺利通过？

　　杨伟光：这个事情以后我有一个讲话，告诉评论部的同志：你们的节目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我说，记者和主持人应该站在台长的位置上把握导向。我们并不愿意枪毙节目，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领导也不愿意轻易枪毙，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就不得不枪毙。从那之后，《焦点访谈》逐渐走上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