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又问，我说你觉得经济不好是中央干涉，是什么搞坏了吗？还是怎么样？香港没有足够的自主？他倒不这么看，他说是香港人自己搞坏的，跟什么北京没有关系。但是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对香港这个经济老是差差差，这种反应你怎么解释呢？

梁振英：经济问题，教科书里面就这样说，有两头，一头是生产一头是分配，生产这头我们也有一些矛盾，包括我们经济结构的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工业了，基本上没有工业了。我们现在有一些高端的，比如说金融业，还有一些服务业、旅游、物流等等，但是生产这一头总得来说很不错，1996年到2006年十年时间，我们的生产总值刨除通胀，增加了34%，十年增加34%。这个不能说是太差，当然跟中国大陆没法比，但是34%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是生产这头。分配这一头，我们370万人口，收入最低的30%，2006年赚的钱，工资比1996年还要低，30%就是110万了，所以分配这头问题大，过去我们有一种想法，我们努力把这饼做大，把这饼做大之后就滴漏。

马家辉：慢慢滴漏。

梁振英：对，滴漏效应，那么大伙都会分得到，那大伙的生活会提升，现在回头看，不是这么码事，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很努力去想这个问题，包括什么呢？我们三年前搞了一个公司保障运动，就是希望雇主老板能够主动的拉高保安员跟清洁工的工资，后来做了两年效果不好，所以去年特区政府宣布，那么这个在香港刚刚美国传统基金会又把香港连续十几年在世界各个经济体里面，评为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去年就这样。

马家辉：可是这个很关键，抱歉打断，因为我们一般通常说香港，都觉得很好，很自由的经济体，感觉很好，很自由，做生意什么都好。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最自由的经济体，就等于是说没有监管，所以有人说香港的工商界在立法会，在很多地方力量最大的，最受保护的，最没监管的。比方说刚才您说到弄了两年，什么工资提升运动、保障运动弄不起来，所以甚至有人很极端的说，香港工商界是最没良心的，可能每年去捐一些钱，出出风头，或者说真的是爱国也好，可是对于整个基层的员工的保障其实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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