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闻网9月21日消息，《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两大党报“不约而同”刊文对“李嘉诚撤资”做出回应。《人民日报》文章称，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经济日报》指出，任何资本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都是资本逐利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理性看待实业资本跨境流动。
《人民日报》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并不能影响基本面。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经济日报》文章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深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制度创新和改革部署之下，外来投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正逐步增强。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对李嘉诚，与其挽留不如目送
作者：李克济
这几天，亚洲首富李嘉诚深陷舆论漩涡，关于他从大陆撤资的争论，仍然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是正常的运作，还是道义的失守？是合法的进退，还是无奈的撤离？义愤填膺的道德审视、唱衰中国的负面猜测、恐慌情绪的传染效应……所有这些元素，使得李嘉诚的撤离变得十分敏感。
那么，如何看待李嘉诚“投资路线图”的转向？一些人选择从感性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优惠政策、开放环境、巨大市场，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而这几年来，由于转方式、调结构，大陆经济增速主动回调，李嘉诚的选择就显得尤为扎眼。从普通人的朴素情感出发，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这在观感上确实让一些人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看待一件事情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即便是有种种“看法”，也只能停留于个人内心的几声嘀咕，却难以从公共层面进行“道德绑架”。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而动，市场的规则就是遵守法治，只要在法治框架内，资本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李嘉诚到大陆赚钱，如果因为曾经给予优惠而主张“不宜想走就走”，即便在道德上有正当性，在道理上也说不通，更与法治精神相悖。今天的大陆，政治清明、法治昌明、市场透明，当然有足够的底气接受任何资本的归去来兮。只是，如果缺少这样的大视野，激于义愤而情绪失控，甚至公开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就显得有点落后于时代的不自信了，也不利于企业家树立信心。
众所周知，北京长安街的东方广场，上海陆家嘴[2.76% 资金研报]的东方汇经，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的标志性建筑，都打上了李嘉诚的烙印，他的撤离，无论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说这不代表什么，肯定不现实，但如果对此做过度解读，甚至由此预测中国经济不行了，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12%，这么大的盘子、这么重的分量，一个商人的撤离能影响基本面吗？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再正常不过，没必要对此风声鹤唳。
与一些人的恐慌情绪相反，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日前表示，“更多的外来投资对在中国投资信心逐步增强”，“我们现在推进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斯人已去，难以挽留也不必挽留，市场经济本就是多元经济、流动经济，有人走、有人来，有人看跌、有人看涨。只要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坚定完成转型、保持市场活力，就不用担心李嘉诚之后没有资本进来。我们能做的，不是自降身份的挽留，更不是激于义愤的谩骂，而是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今天的离开成为明天的遗憾。
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相信包容开放的中国，会为更多商人留一份温情，不仅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容纳他们，更会以超越金钱的胸怀来温暖他们。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利益性市场，而不是战略性市场，一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时间将证明，大陆错过的可能只是一两个商人、一两家企业，而他们失去的，则将是与中国一起成长的整个时代。
《经济日报》：理性看待实业资本跨境流动
作者：顾阳
任何资本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都是资本逐利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资本或走或留，应该予以尊重，并依法保障其有序退出的权利。可以预见的是，不断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将为中国发展赢得主动；不断提升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富商李嘉诚调整实业布局、陆续从大陆撤资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近来，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网文被恶意炒作，引发了更多的争论。透过网络上飞溅的口水，还原这场争论的本质，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实业资本的跨境流动？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任何资本的流动都是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都是资本逐利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李嘉诚或走或留，作为他个人的选择，应该予以尊重，并依法保障其有序退出的权利。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外资，包括港资和台资，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更多的外资参与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深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今年3月，我国发布了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准入限制从79条减少到38条，禁止类项目压缩到36条，允许类项目不再保留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这是外商投资目录颁布20年来历次修订中开放幅度最大的一次。
此前，新修订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也正式实施，新办法对境外投资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引入了负面清单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核准范围，被认为是我国涉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破冰”之举。
不仅如此，我国还扩大了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开放范围，扩大了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的开放措施，取消了钢铁、乙烯、造纸、起重机械、白酒等一般制造业的股比要求。同时，启动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强调对该放给企业的权力要放开手、放到位，负面清单外的事项完全由市场主体依法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