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香港人对金庸逝世表现“冷淡”的一个解释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金庸的武侠小说刚刚进入内地时，这种天马行空又不失传统的作品对仍处于物资、精神食粮缺乏的内地人来说，绝对是一剂无可替代的良药。这种说法在特地从深圳赶来“金庸馆”纪念的朱先生口中得到了印证，他表示，自己从1980年代开始看第一本《书剑恩仇录》，正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陪伴他度过青春岁月。

“而那时候，香港人的选择比内地人要多很多。”晚餐时，一位香港好友殷先生跟记者“交了底”。年过40的他有两个小孩，在九龙开了两家小卖店。“我的店铺租金每月18000，房租10000，还不算日常花销、小孩上学的费用，你觉得我会有时间来关心这些吗？”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先生带着记者走了几家街坊，得到的回答都很相似。

“我记得多年前张国荣离世，很多歌迷都聚集在医院悼念，但现在还没看到，可能过几天会有，也可能不会。”殷先生说，很多香港人越来越少谈“情怀”，读一本书到很晚的情况，已不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