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苏华夫人曾向甘泰特这样回忆：“那时我俩结婚刚3年，有一天巴苏华跟我说要去孟买出差，几天就回来，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5年。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来信是一个多月以后，他在前往中国的船上写信告诉我，他和队友们要去中国抗击法西斯。”

　　在延安的岁月十分艰苦却令人难忘，特别是当印度医疗队一行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时，大家都被领袖们朴素的生活以及昂扬的革命斗志所打动。“记得老师对我说，他们一到延安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真正带领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能以身作则，用最质朴的语言、最踏实的行动去联系广大人民群众。”

　　1942年，柯棣华在中国病逝，其他3位医生也因病回国，印度援华医疗队只剩巴苏华一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巴苏华仍不忘使命，尽力在抗战前线救治伤员并传授医术。甘泰特记得他随老师1978年回到延安访问时，当地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眼科大夫”，巴苏华当年的专科就是眼科及耳鼻喉科。

　　巴苏华回到印度后很快成立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致力于中印友好交流。“1952年，巴苏华在加尔各答的诊所开业。1957年，巴苏华率领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代表团应邀访华。”甘泰特向记者说，“正是从那时起，巴苏华找到了新的事业发展平台——针灸，老师认为针灸非常适合在印度发展，当时印度很贫穷，缺医少药，而针灸治疗简单高效，印度人一定会接受针灸。”

　　1973年，巴苏华以柯棣华大夫纪念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再度访华，这是当时中印两国政府之间一次难得的友善迹象。甘泰特抬头看着墙上老师的画像，动情地说：“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中国。”

　　米勒 冲到前线救伤员

　　本报记者 崔 寅

　　汉斯·米勒，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中国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他曾跟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山，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抗日前线挽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被誉为“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

　　“让我谈谈米大夫，好啊！”记者和米勒的夫人、日本国际友人中村京子通过电话后得知，原来大家都称呼他“米大夫”。

　　“米大夫是在中国抗日前线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医生。”谈及自己的丈夫，中村老人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米勒高中毕业。有一天他和伙伴们惊奇地发现，德国上空的旗帜换成了法西斯标志，拥有犹太血统的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德国。米勒来到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同学蒋兆先。从这位中国好友口中，他得知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中国军民抗击侵略的英勇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博士毕业选择前程之际，米勒拒绝了去南美开个人诊所的建议，24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坚定地前往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中国。

　　几经辗转，米勒终于抵达延安，见到毛泽东后，他坚定认为，“法西斯当下的确很猖狂，但一定会被打败”。中村告诉记者，起初米勒被安排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他却待不下去。抗战那么激烈，前线那么多伤病员需要救治，“让我去前线吧！”

　　米勒再三恳求，终于如愿以偿，1939年和由巴苏华、柯棣华等人组成的印度医疗队前往太行山，米勒加入八路军129师，并参加了百团大战。战斗激烈的时候，米勒一天要救治上百名伤员。

　　前线的艰苦、辛劳和危险，今天难以想象。“当时，哪有做手术的条件啊！门板作担架，老百姓的家就是手术室，手术照明靠的就是蜡烛和煤气灯。”据说，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一套手术器械，是当地唯一一套完整医疗器械。

　　抗日前线环境特别艰苦，吃不饱肚子，缺医少药，米勒努力克服，甚至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累晕过去。可是他却把小米、鸡蛋分给重伤病员，坚持说“我不需要”。最终，米勒感染疟疾，高烧不退。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米勒昏迷了4个星期。没有西药，老百姓就用山上采来的中草药为他救治，命大的米勒终于活过来了。

　　在返回延安穿越危险的日军封锁线时，米勒的手术器械丢了。“这套手术器械不知救治过多少人哪！米大夫心疼得不得了，仿佛丢了自己的孩子。”中村告诉记者，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中，米大夫没能再添置过一件必需的医疗用品。

　　“米大夫是家里独子，他们一家三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米大夫高中毕业被迫离开德国，竟是与父母的永别。抗战期间，母亲从德国辗转来到上海找儿子，然而最终也没能和当时正在抗日前线治病救人的儿子见上一面。1974年我们第一次回德国，米大夫的父母早已不在。”米勒坚持正义的崇高理想，一直让中村钦佩无比。

　　米勒和他的家庭遭受了法西斯的残害，但他不是一个消极的避难者，而是更积极地投身反法西斯战争，并加入到斗争最前线。米勒曾经说过：我能够参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同中国人民辛勤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王安娜 打通物资运输线

　　本报驻德国记者 管克江

　　纳粹暴政下的正义斗士、中国外交家的革命伴侣、支持抗战的八路军少校、宋庆龄的得力助手——集这些身份于一体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已故德国友人王安娜。近日，本报记者专程前往汉堡拜访了她的儿子王黎明，听他讲述母亲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不平凡经历。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国西普鲁士。青年时代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1年起她参与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活动，两次被捕。1935年她同中国留学生王炳南结成伴侣，并起中文名王安娜。1936年，她随王炳南回到中国。

　　王炳南的父亲和西北名将杨虎城有歃血之交。回到故乡西安，王炳南积极交往各方人士，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王安娜则勤奋学习中文，熟悉中国环境。不久，王炳南夫妇应杨虎城之邀前往上海，在那里王安娜生下儿子王黎明。她后来在回忆录《嫁给革命的中国》中说，“黎明”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始，而这正是他们的希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王安娜决定带着两个月大的儿子，去西安寻找先期返回的王炳南。在那里她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楼上看到士兵、学生和工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无数农民握着旧式步枪和传统的红缨枪，组成了威武雄壮的队伍，正在通过城门向前行进。星星之火一经点燃，顿时燃成熊熊火焰，这是值得惊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