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礼立院士（左）在与学生交流。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新丰江水电站，工力所在该水电站建设了我国首个强震动观测台。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孙柏涛（右）和科考队员一起在整理地震灾害资料。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供图
2013年芦山发生地震，曲哲赶赴现场对农居进行振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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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开发预测评估地震灾害损失系统，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的一代代科研人，接力传承，为解决我国建筑抗震难题，持续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工力所怎么会在哈尔滨呢？”很多不了解工力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由于名字中有“中国”，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工力所”）应该在北京，极少与哈尔滨联系起来。
同样鲜为人知的，还有所里人的研究。在土木工程学科中，地震工程比较冷门。不过，工力所人说，这也有好处：能够安安静静地做学问。
“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
工力所一角，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建筑，远看像一座老旧仓库，灰白的外墙墙皮已经脱落。走进去，满眼各式各样的建筑模型。有摩天大楼，也有普通居民楼，高高低低排列开来。边上，还放着一些脚手架。这里是我国最早的地震模拟振动实验室。
办公房在实验室一侧，水泥地、旧书桌、铁栏窗户，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工力所研究员张敏政在对着电脑校对书稿。74岁的张敏政，头发花白，声音温和而有力。实验室建成时，他就在这里工作；退休10多年，他每天还来这儿。至今，他仍记得每一个模型的来历，以及无数个日夜里的一次次实验。
前一阵子，新版《中国防震减灾百科全书：地震工程学》出版了，足足有200多万字。这本书的出版，让该学科从此有了权威工具书。张敏政是编写负责人之一。他拿起茶杯，喝上一口水，然后凝望着窗外说：“总算了了一个心愿。”
路遇张敏政，所长孙柏涛总会上前问候，他说：“地震工程学科比较窄，社会关注度不高。建所至今近70年，大家之所以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多亏了所里老前辈们留下的精神底色，这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礼立就是这样一位前辈。60年前，他就到工力所前身——中科院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萌生了研究城市抗震的想法。然而，这个研究方向全世界都没有先例，这称得上是科学问题吗？
谢礼立一头扎进图书馆，搜遍了各种资料。他回忆起全所开讨论会的情形：首任所长刘恢先，闻讯特地走下病床，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进会议室。刘所长发问严肃而尖锐，面对一个个抛来的问题，他对答如流。所里当即决定，增设城市抗震研究方向。
过去10年，最让孙柏涛引以为豪的是，带领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HAZ-China”的系统。“HAZ”是灾害的英文缩写，这个系统能预测和评估地震灾害的损失，也是城市和区域抗震理念的延伸。有了它，如何改造那些不符合抗震规范的建筑，就有了科学依据。
曲哲又忙又兴奋。这位工力所的年轻研究员从此走进了一片新天地：过去，建筑抗震的焦点在梁、板、柱、墙等构成的结构。地震来了，结构骨架没问题，房屋倒不了，可吊顶、门窗、水电管线等非结构件损坏严重，房屋在地震面前依旧很脆弱。他忙的是，研究非结构件有太多新问题；兴奋的是，离解决建筑抗震难题又进了一步。
曲哲只有30多岁，却已是工力所的科研骨干。研究建筑中非结构件的抗震问题，不但从单一结构扩展到整栋建筑，而且进一步拓展到城镇乃至更大范围。他与孙柏涛一样，在不同的层次上丰富了谢礼立构想的蓝图。
“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口气能做20个标准俯卧撑，谢礼立一点儿都不像82岁。刚分配到工力所时，所领导没有让他马上搞研究，而是让他锻炼动手能力。“那时我像个工匠。”他说。
工力所人做学问，并非只是在实验室与机械、图纸、公式打交道。去现场，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传统。每当有地震发生，这支“国家队”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除了参与指导烈度划分、评估地震损失、做安全鉴定和救援外，他们还要开展地震灾害的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搜集第一手资料。
1966年邢台地震后，谢礼立在现场待了3年。由于熟悉灾害情况，有现场工作经验，在周恩来总理视察时，虽然他那时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却与国内顶尖专家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给周总理汇报。
曲哲与地震工程的渊源开始于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到重灾区北川的考察经历，让他头一次体会到灾害的无情。这坚定了他研究工程抗震的信念。
就在那次考察中，他意识到了建筑薄弱层倒塌的危害，并着手开始相关研究。5年后芦山地震，非结构件的破坏暴露出另一个严重隐患，推动他关注非结构抗震的问题。
1996年包头地震之后，孙柏涛到过国内外绝大部分的破坏性地震现场。他直面生离死别，尝遍辛酸苦辣。他说，余生就像是赚回来的一样。至此，他只有一个念头：“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为了尽可能调查、搜集资料，在危楼里，在废墟中，孙柏涛和队员们冒着余震风险，高强度工作。在汶川，由于长时间顶着烈日，他和团队多人出现虚脱。
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孙柏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房屋震坏了，不看图纸，就能八九不离十说出原因。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出现多处裂缝，准备拆除，他判断建筑主体结构完好，只需要有针对性地做些加固就好。这栋大楼至今仍在使用。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
谢礼立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不少还是国家级科学奖。可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做研究的初衷。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
上学时，谢礼立主修俄语，工作后开始学习英语，他收集来老所长和国外友人的通信，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独自坐在公园里，反复背诵。如今在所里，他的英语水平也是公认的好。
谢礼立是上海人，到哈尔滨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说，哈尔滨夏天凉爽，冬天屋里暖和，适合看书、做研究。
过去的半年，孙柏涛团队起草了两本有关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的规范。他当了10年所长，念念不忘的是科研，是对地震工程学科的理解。工作日难得空闲，一到周末，他就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
一心为学的氛围吸引着曲哲。在日本求学时，他是日本建筑学会会长的得意门生，老师对他的学术水平大加赞赏。曲哲说，做科研有点像创业，不同在于，它有时是一个人在孤独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