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20世纪以来的整体思潮变化，本身就内在于国际思潮激荡之中。五四运动以来以青年为主体的思潮起伏，自始就和来自俄国革命的、来自英美的、来自欧陆的不同思潮相互激荡。而一个世纪以来最接近右翼的社会思潮，出现在1930年代，准确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到西安事变之前。当时的这股思潮受德国影响较大，笼统而言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事化为特征。当时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对德国的政治实践抱有复杂的情感，既对民主政治和议会政治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又对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锻造出的民族自信、高度军事化和领袖信仰充满羡慕。这一时期一些极端右翼组织的出现，如三民主义力行社（即蓝衣社），就是该思潮的产物。2014年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描述的所谓“铁血救国会”，可以看做是蓝衣社的继承者。

从1930年代前后，中国青年开始了又一轮的大分化——这样的分化从19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此后逐渐形成“大分流”的趋势。当时的白色恐怖在青年学生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弹，促使他们在理念上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作为对右翼政治的反动，左翼知识分子在文艺战线展开了斗争，这是“左联”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延安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原因：那里不仅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个中心，也是进步的象征和左翼光辉理想的策源地。

1936年的西安事变及之后的全面抗战的兴起，迅速将这股右翼思潮扫荡一空。这一方面是由于全民族抗战历史使命的降临，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远东战场的开辟，中国思想界开始想象一种以英美政治为模板的现代化样式。可以说，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偏向英美的，一些关于英美自由主义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也随处可见。以后见之明来看，1936年以后直到1940年代的中国思想领域有两大重要事件，一是国统区的英美化思潮，一是延安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界还留有1930年代右翼思潮的痕迹，比如“战国策派”，但总的来说已经不是主流。

右翼思潮在1949年之后基本肃清，这当然和具体的政治进程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世界主义的理想，而毛泽东本人也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强烈兴趣，有着世界主义的眼光，这从他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关心政治的知识青年，都不曾将眼光固守在一国之内。换言之，一直到1978年之前，中国缺少右翼思潮产生的真正土壤，即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常态政治的环境。这一状况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改变，思想界在关于改革方向等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进而形成了纵贯整个1990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国际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等属于传统右翼光谱的思潮开始兴起，并在近年来的边疆问题、香港和台湾事务中得以发酵。

总而言之，当代青年群体中亲右翼态度的出现，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主权国家的构建，否则将没有产生这一思潮的土壤。经过30多年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越来越深地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当代青年思潮和全球青年议题产生了某种同构性，即在各自内部议题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分。出现在青年群体中的左右阵营划分，不再是以往的革命与反革命，或改革与保守等“元问题”，而是通常属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具体事务。这一主权国家同时又是内在于当代世界体系的，因此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着某些共同的视阈与问题意识，比如对少数族裔、环境保护、女性权利等问题的关注，这也正是特朗普现象能够引起当代中国青年共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