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号舆情：王宝强离婚风波。标签：自我消费。比起财产，“吃瓜群众”的不离不弃，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真相永远没有绝对，公众眼中的真相，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戏连台的背后，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在该舆情中，因为王宝强“傻根的人设”，以及“马蓉宋喆”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

　　九号舆情：快播案。标签：“技术？”。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快播只是个播放器”的判断，以此为认知出发点，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诚然，技术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从法律角度来说，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按照点击量把“热门视频”的缓存，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

　　十号舆情：上海女孩逃离江西。标签：戏弄舆论。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割裂了社会、分化了舆论族群。“上海女孩逃离江西”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营销事件背后，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

　　十一号舆情：高考减招风波。标签：国民利益。新闻媒体，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舆情爆发后，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起初，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如中国网以《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为题作报道，等等。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常州网新闻《江苏高考今年减招？专家：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等。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作为舆论主阵地，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风波，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舆情后期平稳过渡。

　　十二号舆情：聂树斌案。标签：时代悲剧。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 6月8日，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并开展交流互动，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此次事件应对中，政府、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

　　十三号舆情：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标签：反转肥皂剧。新年后的第一天，“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刷爆网络，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网民则以“看连续剧”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在该事件中，“裸抢”、“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也推动舆情向“探究真实鱼价”等问题不断深入。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通过舆情观察，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

　　十四号舆情：校园霸凌事件。标签：官方姿态。在网上，“名校光环”意味着被监督和约束。可惜中关村二小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舆情回应上官腔十足，例如“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这句话，无异于向网民发起赤裸裸的威胁，触犯了网络众怒。官方声明通篇只有结论和态度，既没有对该事件核心事实的说明，也没有关于学校如何“客观、公正处理”的论证。在互联网时代，面临信任危机，涉事方声明“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难以取信于公众。

　　十五号舆情：官员“抹香香”事件。标签：“黑五类”。长久以来，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和教师，一直被称为“黑五类”。但凡涉及“黑五类”的舆情，总有大批网络喷子嘲讽、咒骂、造谣，甚至展开人身攻击。“官员抹香香”舆情遭遇连续反转，正是议题设置“黑五类”的缘故导致。因为媒体前期报道内容不全面，报道角度存在争议，官员“抹香香”舆情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地被反转。反转舆情既伤害媒体公信力，更伤害权力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