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心目中的中华青春偶像”评选揭晓，按照得票多少排序，杨利伟、姚明、丁磊、吴小莉、邓亚萍5位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当代青年当选首届“中华青春偶像”。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到“偶像”，马上联想到的就是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但是，“青春偶像”评选活动的主办方，希望能赋予“偶像”以全新的定义，评选出青年心目中既能为国家、社会、集体做出巨大贡献，又有人格魅力的青年楷模，引领一代青年健康成长。
　　
　　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年轻人会把选票投给谁呢？殷鉴不远，去年，评选中国“20世纪十大文化偶像”中，“鲁迅与张国荣比肩，巴金跟王菲同道”的尴尬情景记忆犹新。不久前，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专题调查历历在目：目前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偶像崇拜”现象。崇拜的偶像中，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明星”。
　　
　　现在，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庆幸的是，得票较高的香港艺人刘德华与得票排名居首位的杨利伟相差了4万多票。于是乎，主办方对评选结果作出了圆满的诠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人物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普遍认同。
　　
　　当然，这样的诠释无可厚非。因为，这5位“青春偶像”身上所体现的特质代表了当代青少年主流价值观。杨利伟：实现了十几亿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姚明：改变了世界看中国人的“高度”；丁磊：“知识创造价值”的英雄；吴小莉：以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传播中华文化；邓亚萍：敢于胜利，迎接挑战。
　　
　　但是我想，如果“青春偶像”评选再现“文化偶像”的尴尬，该怎么办？记得，在这次“青春偶像”评选活动启动时，组委会明确规定：将根据投票情况，揭晓得票最高的10—15名青年为“青春偶像”。然而，为什么最终只评选出5名呢？组委会没有作出交代，让人不免生出疑窦来：是不是加上后5—10名，上述诠释就不圆满，有了缺憾？在38万张选票中，香港艺人刘德华与位居榜首的杨利伟差了4万多票，那么与“叼陪末座”的邓亚萍差了几票呢？将“青春偶像”定义为“青年楷模”敢情好，然刘德华们入榜，可就难圆其说了。不无担忧：今年是首届，下一届哪颗“星”（影星、歌星、球星）折桂了，该怎么办？
　　
　　唉，“青春偶像”太沉重了！给“青春偶像”冠以“中华”二字，就更沉重了！我们大可不必赋予“偶像”以全新的定义，“青春偶像”就是“青春偶像”嘛，为什么一定要与“青年楷模”画上等号呢！许多年轻人“崇拜”F4，将《流星花园》唤作“青春偶像剧”；我想，他们敬佩杨利伟，恐怕很难接受将影视片《中国人眼中的太空》也叫作“青春偶像剧”。
　　
　　偶像是一种流行，“偶像崇拜”是少男少女们的一种青春期心理现象。他们也许会“追星”一阵子，但决不会“追星”一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阅历的沉淀，当初的盲从和冲动，会成为年轻人一种美好的回忆，也有助于他们的成长。
　　
　　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在那个时代，我们也有自己的“青春偶像”——邓丽君、崔健、罗大佑……但是，我们并没有丧失理想，迷失自我。记得，一些年轻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心里话：“并不能因为喜欢了张国荣，就因此判定我们是低俗的”，“我们需要理想，我们也需要街舞和流行歌曲”。是啊，年轻人当然应该有励志的“青年楷模”，但是也可以有怡情的“青春偶像”。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们选树楷模、英雄、标兵，但是我们不该指责批评他们心目中的“最爱”。
　　
　　社会生活是多彩的，精神需求应该是多元的。给青少年一方自由呼吸的小天地吧，别叫“青春偶像”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