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

文丨特约评论员汪明亮

8月24号，浙江温州乐清年仅20岁的赵女士在乘坐滴滴顺风车时，被司机钟某强奸杀害。由于距离上一次类似的悲剧发生，仅仅过去三个多月，事件经媒体披露后，舆论哗然。上至央媒细数滴滴“七宗罪”，下至吃瓜群众声讨滴滴平台罪大恶极，滴滴出行再一次陷入舆论的口诛笔伐之中。8月26日，滴滴公司宣布：自8月27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免去顺风车事业部总经理、客服副总裁职务。一些用户也开始卸载滴滴软件。但关闭了顺风车平台了，“钟某们”是不是就会停止犯罪？

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

依据犯罪学理论，犯罪生成因素有三：一是潜在犯罪人；二是社会因素；三是情境因素。潜在犯罪人，即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其中有些是遗传因素造成，有些是后天社会因素造成，民间所谓的“垃圾人”多属此类；社会因素，是指那些未能抑制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倾向，反而强化该倾向的因素，如信仰缺失、教育失败、政治腐败、经济不公、人口过剩等等；情境因素是指犯罪发生的时间、空间及被害人等。犯罪生成机制是：潜在犯罪人没有受到社会因素的抑制，遇到适合的犯罪情境，就会实施犯罪。

在犯罪生成的三因素中，潜在犯罪人和社会因素所起作用最大，情境因素所起作用最小。正是在此意义上，犯罪学理论界往往把潜在犯罪人和社会因素称为犯罪原因；把情境因素称为犯罪条件。如果没有潜在犯罪人、如果社会因素抑制了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倾向，即便有适合犯罪的情境因素，也不可能有犯罪的发生。

在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中，滴滴顺风车制造了一个易于实施强奸杀人犯罪的情境条件：单身女孩、封闭的顺风车。司机钟某利用易于实施强奸杀人的滴滴顺风车这一情境条件，最终实施了强奸杀害赵女士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即使没有滴滴顺风车平台，只要强奸杀人潜在犯罪人存在，只要不能抑制潜在犯罪人犯罪倾向的社会因素存在，“司机钟某们”还会寻求滴滴顺风车之外的犯罪情境去实施强奸杀人犯罪。这种情境可能是地下停车场、夜间的公园、偏僻的乡村等等。

对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的犯罪学分析，不是对乐清被害女孩生命的漠视，更不是为滴滴出行推卸责任，而是为了不让此类悲剧再度发生提供可行的理论建议。从犯罪学角度看，控制犯罪生成三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预防犯罪。然而，对潜在犯罪人及社会因素的控制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一时难以实现的，而对犯罪情境的控制则是非根本性的、暂时性的、可立即实现的。正因为如此，犯罪情境控制被认为是实用的、最可行的犯罪控制对策，自20世纪末以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犯罪情境控制强调，最明智的预防犯罪的方法首先是改变环境，其次是增加犯罪被发现的风险。

要想真正控制强奸杀人犯罪，还有赖于社会自身的完善，弱化犯罪生成的社会因素。然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一种“真正的共享经济”、几近颠覆传统出行方式的滴滴顺风车因为发生命案就“寿终正寝”有点因噎废食。理性的做法是，借鉴犯罪情境控制理论的研究成果，控制顺风车这一特殊的犯罪情境，预防强奸杀人等案件的发生，使顺风车这一朝阳产业一路顺风。

控制顺风车这一特殊犯罪情境的对策是多元的，既有观念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在观念方面，以滴滴公司为代表的顺风车企业，必须真正树立起乘客安全至上、而不是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要始终坚信：乘客的生命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更不是金钱能够补偿的。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媒体已经给出诸多建议，诸如严格司机准入条件、强制性在汽车后排座椅扶手边安装报警按钮、GPS自动定位、打车平台与警方联动、单身年轻女子夜晚不要叫顺风车等等，这些建议都具有可操作性，在此不再赘述。可以预期的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只要真心去做，人类控制顺风车这一特殊犯罪情境，将易如反掌。

总之，应该承认顺风车的意义，不能因为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就全盘否定顺风车这一新型的出行方式。如果滴滴公司真的能够从两起命案中吸取教训进行整改，如果其他跟进的顺风车企业亦能把顺风车的安全评估放在首位，那么，控制顺风车这一特殊情境将变为现实，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也会得到抑制。（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