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的案例显示了这样一个趋势：种种的尝试和投入，让为苹果提供服务的各个中国制造厂具有了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替代性并不仅仅来源于廉价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成熟的技术、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群体、完整的产业链所提供的规模化生产能力。这是苹果选择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之一，也是特朗普所忽视的事情。

　　孙燕飚对经济观察报，尽管国内加工厂并不掌握核心部件的设计、生产能力，但是由于苹果在技术上整体的领先，非核心部件的生产也需要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一些海外的企业能够生产，但良率不高，满足不了苹果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这种制造工艺方面的领先、产业链的完整是全球其他市场所不具备的，实际上在为苹果生产的过程中，国内的工厂也形成了一批生产环节的知识产权，而这些都是短时间难以替代的。

　　互惠的竞赛

　　尽管只获得了10%的收入，但在过去近10年时间中，在这一部分价值空间中依然诞生了一大批科技型的制造企业。每年上亿台苹果手机所带来的制造需求带动了一批内地、台湾制造企业的腾飞，各个苹果概念股如过山车般的起落，能否依然被新一代的苹果手机纳入供应商序列成为了其中涨落的关窍。

　　对于中国制造商而言，苹果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利润与营收，更重要的是在苹果严格的采购制度和丰厚的利润吸引下，国内手机加工厂所形成的一次技术竞赛，这种技术竞赛的结果是：一方面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制造企业；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手机产业也正在从中获益。

　　孙燕飚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5年开始，苹果改变了采购策略，一方面打破了此前条块分明的采购制度，一个供应商可以尝试提供多种零部件、模组，比如作为组装厂的富士康也可以在玻璃盖板业务中进行投入；另一方面苹果减少了对供应商的控制程度，整个供应链的开放程度开始提高。

　　这两者综合的结果是：在一个新的零部件领域，将会有更多企业进行投入，并尝试参与苹果的竞标；而在苹果择优选择供货商后，未入选的企业可以转而为国产手机提供加工服务。在孙燕飚看来这也是2015年国产手机快速发展，在工艺上缩小了与苹果间差距的原因之一。

　　这种产业带动的能力是苹果为国内相关产业提供的潜在帮助。以郑州为例，在富士康入驻后，郑州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企业产业群。根据郑州市政府公布的信息显示，2017年郑州市电子信息企业已突破6000家，销售产值由2013年的2023亿元增至2017年的 3604亿元，年均增长15.6%。同时，2017年全市完成非苹果手机出货量也已经接近2亿部。

　　在这种紧密的结合下，仅仅用贸易顺差、逆差来衡量苹果在中美间扮演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评判标准。

　　孙燕飚对经济观察报说：“如果贸易战打起来了，在苹果手机这个产品上，它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不仅因为中国是重要的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从产业角度，两者结合的程度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