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挂科率如此之高，但申葆嘉说他们从不害怕老师，反而常到老师家中做客，讨论问题。“老师对我们像对小弟弟似的，很关怀。关怀到什么程度？关怀到要问你，你怎样理解这个问题。老师讲东西的方法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到北大后，申葆嘉常到导师陈振汉先生家里去，“师母会亲自做蛋糕、煮咖啡招待我们。在北京时，大家经济也还很紧张，有时两个同学跑去就为了吃蛋糕。我去不是因为他请我吃蛋糕，因为我对于经济史很有兴趣。”

　　听讲座和贴墙报或许是当时学生们最热衷的课外活动了。“有一次墙报贴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是向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论战的，太能写了，一看就是中文系的人。”申先生说自己从没写过墙报，不过每星期两三次的讲座绝对“逢讲必去”。“人山人海啊，不光学生，也有外面的人，我们要进去必须挤到前面去。我最喜欢听的不是闻一多，而是张奚若。闻一多是一个艺术家，张奚若是一个学者；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申葆嘉说，张奚若的演讲会让人坐下来思考为什么，而闻一多的讲话则很能激发你的热情。

　　有人说西南联大那一批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后一批精神贵族，申葆嘉对此并不赞同。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它让1949年以前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阶层，不是人数的多寡，而是具有了整体的社会影响力，“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志性意义。”

　　本版撰文/摄影 新报记者 王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