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深山的一处煤矿，是余光乾成长的地方。那时，余家六口靠父亲在矿厂上班养活。“那时候矿厂每天会放广播，我听到的第一段旋律，就是广播里来的。”一个孩子的内心，就这样安静下来，音乐带着他的人生开始奔跑。

听广播音乐长大的余光乾转眼8岁，这一年，他第一次接触乐器——手风琴。那是来矿厂参观的一个城里孩子的，“听到那个声音时，震惊了！”余光乾至今还能回忆起那时的激动。

11岁，另一种乐器来到余光乾的世界。远方的表姐，带着口琴暂住，趁表姐外出，余光乾偷偷拿起口琴，“只用了两天时间，我把一首从广播听到的歌曲《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吹了出来。”

无师自通，余光乾首先想到“讨好”父亲，因为《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是父亲最喜欢的歌。“故意等着父亲下班回来时，把这个曲子吹出来，”儿子的表现让父亲又惊又喜，当即放下话，“改天爸爸给你买一支口琴。”

但父亲远没有许诺时畅快，说好的口琴久久没有兑现。直到一年后的春节，分别拿到了1块压岁钱的兄弟俩被父亲叫到跟前，“父亲让我们把钱拿出来，他再凑些钱，给我买支口琴，”余光乾说，原来父亲一直记得这事，只是家里太困难，父亲无奈。

就这样，一支2.99元的国光牌口琴，成为余光乾人生第一个乐器。然而，口琴居然不到一周就坏了，“特别心疼，又怕父亲责骂。”一着急，余光乾动了“歪念头”，偷拿家里的粮食出去卖了，请人帮忙又买了一支口琴。结果还是穿帮了，原来，托人买回的新口琴和以前那支颜色不一样。父亲知道原委后，非但没有责骂，反而鼓励好好练习口琴。

20岁时，余光乾通过音乐得到从未有过的认可感。那时，他刚学会了一种新技能，用香樟树叶吹奏乐曲，带着这个新本事，他登上矿厂的职工表演舞台，收获全场掌声，“第一次对自己充满自信。”

音乐除了让他找到自信，也帮他找到爱情。余光乾后来被推荐到成都读盲人按摩专科学校，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妻子周文芳，“开学典礼上，她唱歌我伴奏，完成了一曲《假如你要认识我》。”

缘分天注定，“假如”变成了现实。

不断磨合

“职业”和“非职业”交锋

最后心里都装着“花儿与少年”

余光乾觉得，音乐给了他完整的生活，有童年乐趣、自信、爱情，甚至是阳光。

他计划着，等孙子长大了，也教他乐器，“现在孙子一岁多，还得再等两年。”

同艺术团里的大部分队员一样，余光乾的职业是做按摩。早些年，音乐只能是业余生活，“排练新曲目时要先听，在心里记成谱子后才好练习，”余光乾记得，那时听曲目都是边按摩边进行，“客人经常投诉听烦了，哈哈哈。”

如今，队员基本都“退休”了，只有张世维坚持要“做不动时才退休”，因为张世维的按摩店收入，是支持艺术团运作的唯一经济来源。打拼一辈子，张世维曾积攒了一些积蓄，“都用在协会和艺术团”，他觉得很值，“儿子已经不在了，几年前我也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把一辈子的积蓄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乐队里，我觉得很值，这是梦想。”

梦想踩进现实免不了擦出磕绊，队员间的分歧与磨合，有时比解决经济支持更棘手。一方面，有老年人固执的天性在作祟，“队员平均年龄接近65岁。”另一方面，有“职业”和“非职业”的交锋。

林应朴就是“职业”的。

66岁的林应朴是乐队的小提琴手，出生小提琴世家的他，曾作为成都市川剧院的优秀提琴手，在中南海怀仁堂等专业级平台演出过。1995年，他因病致二级盲残，人生急拐弯。“刚开始消沉失意，是音乐唤醒我，方才意识到我不该是软弱无用的。”醍醐灌顶，林应朴想凭一技之长做些有益的事情，兴趣和志向把他带进了艺术团。

“拉琴的时候会忘记一切，陶醉其中，并能够治愈一切。”林应朴爱小提琴，因为小提琴给了他“色彩”，更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但是，作为艺术团里少有的专业乐手，林应朴一度质疑其他非专业队员的技能，尤其是气头上的时候，双方免不了把缓慢的排练进度归咎给对方。

磨合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余光乾觉得，一个人玩乐器和组团玩乐队“区别太大了”。最难克服的就是配合协调，“尤其是大家都看不见，看得见，配合完成一首曲子时，只把自己那部分记住，盯准乐谱就能行。但看不见就没办法，必须把整首曲子的每个音符都记牢了，才知道什么时候该你。”如此一来，但凡有某个人偷懒，效果就达不到，“练熟一首曲子，至少要两三个月。”

配合越多，队员间的芥蒂越少，林应朴早就打消对他人的成见，反倒赞不绝口，“互相感染和激励，不固步自封，不沉溺于失明的痛苦中自怨自艾。”余光乾也很满足，“在一起排练后，个人技艺不断得到提高。”

共同进退中，艺术团日趋完善，不仅常常出现在各种公益舞台上，还代表成都市参加“四川省第二届残疾人艺术节”，取得三等奖。

周六如期而至，金牛区银沙路8号又响起音乐声，像此刻听到的曲子一样，弹奏者的心里装着“花儿与少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 实习生夏蔓 摄影雷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