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初知文艺复兴，习惯说“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这种粗线条的认知模式被延续下来。事实上，就我多次去意大利的观看经验，那是一代代人承前启后、延绵不断的大整体，其间谁“独创”了什么？“独特”在哪里？这得站在众多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前一一指陈，彼此对照，不然，所谓“独创性”、“独特性”便是空泛的词语，什么都没说出来。

　　去年在柏林国家美术馆瞻仰公元前4世纪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的一处希腊雕刻群，规模宏大，全是真人大小裸体男女与野兽搏斗的石雕。这时，你会发现深受希腊影响的米开朗琪罗太富有“独创性”了，他雕刻的脸、姿态、肌肉，太富于表情和思想，远不及希腊人那般天真猛烈，也不具有尼采赞叹的那种“酒神精神”，那种前文艺复兴艺术的力量与单纯。

　　但米开朗琪罗不会因此贬低。当你在圣彼得大教堂窥望他23岁那年制作的圣母与基督，你会承认如此哀伤而神圣的灵光，不曾在希腊罗马雕刻中闪现。那年我走进佛罗伦萨艺术学院，一眼望见大卫雕像真迹———虽然我早就在画册中读了无数遍———还是像平生第一次遭遇，那种光华圣洁，那种青春凛然，所谓“人的觉醒”，所谓“生命的尊贵”，原来真可以是这样子被人用石头雕出来。而同时你会确认：人类不可能再发生这等奇迹，除非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要知道，便是在米开朗基罗时代，当达·芬奇第一次走进西斯廷仰望这位有力的对手所描绘的《创世纪》壁画，也发出惊叹：“我感到五雷轰顶，我完了！”

　　五

　　在谈论“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时候，“人文主义”似乎是个不可避免的话题。请谈谈您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欣赏文艺复兴画作和理解“人文主义”之间有何关系？

　　陈：“人文主义”是被说滥的词语。书本上早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文主义”。在咱中国，直到最近国家才提倡“以人为本”。

　　假如我们真要认识什么是文艺复兴，应该同时引进部分中世纪艺术，最理想的状况是，引进部分拜占庭艺术和希腊艺术，这时，你才能懂得什么叫做“人文主义”，明白文艺复兴何以是文艺复兴。在任何一座意大利小城镇，都有中世纪教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你走进去看看，就看出所谓“人文主义”怎样在相似的宗教主题中———还是那位圣母，那位耶稣，那副十字架———逐渐觉醒，呼之欲出，灿然成形。

　　意大利每一座小镇都是活的博物馆，活的美术史。我们神州大地数千座古城镇，在民国时期也还大致如故，分布着历代建造的庙宇、道观、祠堂、古塔。我母亲上世纪30年代末随军跋涉，说是远远望见一座古塔，就知道部队将要在一座城镇宿营———在那些庙宇祠堂中，各朝代建筑、壁画、佛像、碑石、器物与装饰，详细陈述着文化的兴衰递变———这短短50多年过去，绝大部分古镇被拆毁了，并在继续拆毁，或任其湮灭。

　　我们总是孤立地看待西方的事物，孤立看待西方的艺术流派，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支离破碎，我们的历史意识失去了维度。

　　六

　　您认为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文艺爆发时代？

　　陈：我看不出中国历史“存在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文艺爆发时代”。阶段性起伏盛衰，在中国文艺史持续发生，跨阶段的追溯、回归、复古、振兴，也多有史迹。但是论性质、规模、因果关系、呈现的形态、影响的幅度，很难找出哪一阶段的中国文艺能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拟、相映照、相对应。

　　这不是说我们不如人家，或许正相反，借用金观涛先生关于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论，中国文艺的生发、衍变、传承，相当早熟有序，平顺而自然，不像西方文艺史大起大落，富于戏剧性。对于中国政经发展的滞后，“超稳定结构”论当时带有负面评价与反思的性质，但于中国文艺，我以为此论可以是正面的、肯定的。在世界范围各大文明中，恐怕还找不出像中国古典文艺这样恒长稳定而延绵不息的生命体。

　　以公元年表推算，欧洲出现文艺复兴之时，华夏文艺历经秦汉魏晋、隋唐宋元的各阶段兴盛，早已逝去了———文艺复兴全程，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明初、明中期，明晚期。欧洲人念及文艺复兴，仿佛很古，其实很年轻，犹如俊朗的少年；中国历史到了明季，仿佛很近，其实岁数很老，已是中国文化的晚境。黄仁宇先生将17世纪中叶的西欧与明末做对比，追问何以南欧在那一时期发生了资本主义，而中国没有。他的研究十分丰富，然而未曾兼及人文艺术的深层对比。以我的浅陋，对此无能阐发，以下粗谈，不足为论。

　　明的绘画，固然了不起，尤其文人画，上接元代，趋于大熟，下及清代，遂烂熟而糜。明的文艺，比之大唐大宋的气象宏富，毕竟弱了。而明的同期发生欧洲文艺复兴，则如长夜初醒，光芒万丈，照彻欧陆文艺及西方文明达数百年。之前，欧洲自4世纪至12世纪的中世纪，被他们的史家称为“黑暗时期”（其实中世纪艺术朴茂恢宏，非去欧洲亲见，难窥究竟），与中国同期延绵八九百年的魏晋隋唐文艺，还真不好比。

　　譬如以明四家———沈周、唐寅、文徵明、董其昌———与文艺复兴三杰横向比照，不论在材料、技术、美学、思想、精神诸方面，均难找出对应的基点。董其昌那种纯粹性，是要到20世纪初叶的欧洲绘画方始略见端倪，但你也举不出哪位西方现代主义匠师果然能与老董的境界相比拟、相匹配；而文艺复兴画家画人物与圣经故事，信奉耶稣教，明四家一律画山水，读的是道家，玩的是禅宗，你说怎么比？

　　再说文学。意大利是要到13世纪薄伽丘、但丁手里，这才由古拉丁语转型为意大利语，出现像样的文学。可是中国文学太早熟了，单说4世纪至6世纪的魏晋诗文，前有两汉上至春秋的大统，之后一路润泽隋唐。譬如诗经之于陶潜，陶潜之于王维，其间脉迹，斑斑可考。所以论文字、文学、语言的超迈成熟，中国比意大利不知早多少百年。至于魏晋书法艺术更是无可超越，西方根本没有。

　　倒是北魏及隋的佛像与中世纪雕刻彼此有一拼，两皆朴厚而魂灵出窍，论勃兴的年代，中国更早……回到绘画，13世纪初的乔多是文艺复兴绘画公认的太师爷，可是乔多要是亲见比他早将近900年的顾恺之画艺，或走进敦煌洞中瞧一眼，不免手眼见拙，岂不羞煞。顾恺之之后，我们每世纪仅选一人，不及其余，则6世纪的展子虔，7世纪的吴道子，8世纪的李思训，10世纪的董源，11世纪的赵佶，12世纪的李唐……中国最富于传奇性的画家，在文艺复兴之前早就出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