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房子堪称真正意义上的“蜗居”，而且是“裸居”。有位家长反馈他们们街坊家里两个孩子，家里一直住着一套三居室，老大明年就要上一年级了，家人把这三居室卖了，因为是小产权的，只卖了120万，在西城二环里买了一个10平方米的小平房。住惯了大三居楼房，再去住一间单独的小平房，公共厕所、露天厨房，又没集中供暖，还要全家挤在一起睡觉，这是一夜回到了改革开放前。但据说这位街坊想着孩子马上就能在西城划片上小学了，说话间都流露着高兴。问及四个人能住得下吗，他们发挥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还有七八平方米的自建，相当于又多了一间；平房是尖顶的，准备把中间的隔层打掉做成复式，跟小阁楼似的，能睡觉，也能放点东西……

还有位原本在中关村一家知名科技公司上班的母亲，8年前一家三口从从北五环外一套精装修的大房子，搬到市区内一间不到13平方米的“蜗居”，那时候这间房的总价才20万。她连原来的工作都辞了，在街道居委会找了份工作。

一步差，步步差

家长为什么宁可走hard模式，也要“死磕”学区房？

在家长心目中，北京教育资源优质程度与难进程度由高到底排序依次为：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丰台区，其中西城、东城、海淀乃是重中之重。《中国式离婚》里有句台词，反映了不少家长的心声：“进不了好小学，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就进不了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

有位已经工作的小伙子现身说法： “我考上大学可以说是从小钱堆出来的。小学择校6千，初中2万，高中3万8，好歹进了985大学。 如果不是我妈妈不顾旁人非议，硬是负担了比同院孩子一倍多的开销供我上学，我可能还走不到这一天。我小学的时候，智力和院子里的孩子一样（我们院几个孩子一个班），考试并没有很出类拔萃。我妈妈掏钱让我去了重点初中，后来中考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了省重点高中，再后来高考我考上了比其他孩子好很多的学校。一步差，步步差。“

由于僧多粥少，记者去年在报道中便说过，幼升小、小升初早已变成一场集金钱、权势、信息、时间、效率、耐心、教育理念、各种社会关系为一体的“超限战”。如果想上个好点的小学，还不在片区内，做家长的就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批条子、走共建、上坑班、跑裸考、买学区房，哪条路都鲜花与陷阱并存。如果家长在幼升小的时候“偷懒”，小升初的时候，想要跨区报考好初中，还需来一场难度更高的“择校大战”。

“很多家长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实验二小有能递条子的机会，我肯定选择这个。但现在孩子太多，其他的方式都有点不太靠谱。买比较靠谱的学区房，至少是一个最后的保障，今后也是一种投资。”“远虑妈”告诉记者。

儿子刚出生，就为他在西三旗买了一套学区房的星宇爸爸则说：“这是一个提着猪头能不能找到庙门的问题。花钱找关系、交择校费，这里面的猫腻很多，非常黑。而且不到最后一刻，你都得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你还在焦虑。像我们这样没有过硬关系的家长，不想被骗，想省点心，还不如买学区房。”

有人笑言：“这事就像买春节回家的票。托关系就像是找票贩子买火车票，不到最后拿不到，也许最后也拿不到。学区房就像是飞机票，贵，但是保险点。”

而“就近入学”、“九年一贯制”，则是强化了这种心理。以后跨区就读会越来越难，选择一所什么小学就决定了孩子将来上什么初中，有部分原本想等到初中再折腾的家长，提前进入备战期。

“买学区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孩子上学方便。” 星宇爸爸说，“从原来的大房子，搬到现在只有5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一开始确实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这位父亲认为这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反而是一个提高：“住在学校附近的好处真是不能言表，不用6点钟起床送孩子、当公司劳模，不用把大量的时候都堵在接孩子的路上。我每天能多睡半个小时，孩子能多睡近一个小时，将来孩子大一些，还可以自己上学，没有接送的烦恼。总体来说我觉得值，就近入学这个口号本身是对的。”

教育落差

在家长“血拼”的背后，表面上看有中国人太多的客观事实。

“为什么所谓学区房炒到天价，为什么我们养一个孩子就累得精疲力竭，得工作日陪着做作业到10点，周末两天陪着参加兴趣班连轴转？就是被这类’先知先觉’的early birds搞的！中国人信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看似是勤奋的美德，实则是无穷无尽的精明算计。”有人在网上怒斥。

美国商务社交网站LinkedIn的高级分析师王益说：“在国内，人多资源少。几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就强调竞争，流传下来的口号也很多，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什么要做“人上人”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多吃多占吧。当代的中国孩子也是从小就被迫和邻居家孩子比成绩。在美国，地多人少。在资源竞争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西方的教育也相对宽松。”

然而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也是被现实反复教育的结果。有人评论说：“失疯的学区房价，让免试就近入学政策未施行先失败。政策匆匆敌不过需求重重，教育公平源于资源公平，只要学校间‘教育落差’存在，就无法阻挡舍近求远的脚步。从哪改起，教育部门岂能装糊涂？”

中国教育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育投入不足。

曾有联合国教育官员说，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如贫困的乌干达”。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多年前，和一些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07%～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于是从那时起，提出来一个要到2000年达到4%的“及格线”。没想到从1993年一直到2012年，没有一年实现过4%，直到2012年才刚好达标。

在投入不足的大前提下，教育资源向权贵倾斜，更加剧了这一不平衡，“拼爹”的说法不胫而走。

“实验二小招收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共建生。共建单位包括各部委、新华社、中国银行等。”上文中的刘女士告诉记者。

所谓“共建”， 是指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大型央企等往往都和很多“牛校”之间存在共建合作关系，那些“牛校”提供一定的招生名额，而共建单位则会用各种不同的利益作为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