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文 2019年高考结束。除高考考题外，最拨弄社会神经的，还是有关高考公平的话题。与往年一样，农村生、贫困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又成为公众号煽情的题材。最后，几乎所有高考公平话题的落脚点均是:当前的高考，是所有学生最后一个不看脸，不看家庭出身，主要看自己的实力的公平竞争机会。因此，所有为提高高考成绩的付出，都值得尊重。

可以这么说，每一次高考，都给应试教育，甚至极端的应试手段，一次“正名”的机会。这是为命运而战!而一旦文章的主角，是农村生、贫困生，文章也就自带“道德光环”，给任何质疑者贴上不道德的标签，认为质疑者都不懂农村生、贫困生，都不是在为底层农村生、贫困生说话，是在剥夺农村生、贫困生仅剩不多的机会。

然而，这样的论调，真是在为农村生、贫困生说话吗？真能给农村生、贫困生带来公平吗?其实，如果真为农村生、贫困生着想，就会发现，对于农村生、贫困生，当前最优的公平路径，是进行公平补偿，以及在补偿公平的同时，提高当地基础教育质量，而非强调评价标准统一;强调评价标准统一，非但不利于扩大高考公平，反而让公平与质量变为一对矛盾，只有进行多元评价，才能既扩大公平，又整体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什么是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的主因？

在2012年前，我国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日益下降，比如北京大学的农村生比例只有12.5％，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很多人把原因归为自主招生制度、保送生制度和加分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比如，有调查显示，获得保送机会和加分机会、自主招生的城市学生远多于农村学生。可是，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是从2003年开始启动的，名额只占招生计划的5％，而在2003年之前，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就在下降。

调查显示，北京大学1996~1999年农村考生的报录比为0.31~0.34，是城市考生的1/7；清华大学1996~2000年农村考生的报录比在0.33~0.38；北京师范大学1996~1999年农村考生的报录比为0.5~0.56。另外，我国保送生政策从2000起从严，名额由之前的2万名，减少为5000名左右，近年来则只有2000多名，今年，有2232人被各大高校拟保送录取，其中，清华大学173人，北京大学176人。

是不是全部取消自主招生、保送生政策、加分政策（2018年我国已经取消所有高考奖励性质加分），农村生的比例就会提高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事实是，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生的高考成绩平均比城市学生低40分左右。这才是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的根源:由于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比不过城市学生，家庭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培训支持，于是在和城市学生同场竞技时比不过，凭分数只能更多进二本、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我国高职高专农村学生比例高，主要原因是分数，而非学费——重点大学的学费是低于很多民办院校的。所谓的公平，只是提供了一起比赛的机会。也有人说各地的高考录取指标不均衡，导致农村生比例少，然而，就是调整高考指标，一省范围内新增的高考指标，也更多被城市学生获得，而非平均地分给农村学生。

我国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重点高校，近年来农村生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农村生比例略有提高，2018年，北京大学来自西部地区省份的学生约占23%，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学生约占15%;清华大学2018年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比17.9%，少数民族生源占比11.1%。做到这一点，靠的并不是统一分数标准，而是实施补偿计划。从2012年起，国家实施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并逐渐发展为三个专项计划: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通过专项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单列计划，由此增加贫困生、农村生进重点大学的机会。这是有效的推进高考公平的做法。

农村生改变命运更难

我国各地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超级中学。不发达地区的超级中学尤其令人瞩目。对于超级中学，有不少舆论力挺，认为超级中学给贫困学生、农村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通途。这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超级中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为何我国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这么低呢?

其实，坐落在不发达地区的超级中学，并非就招当地生源，为当地学生服务，而很多是面向全省招生，甚至是在当地教育部门支持下，把全省的优质生源集中在一校，以打造著名的“升学名校”。超级中学的存在，反而减少了农村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由于超级中学对周围的师资、生源产生虹吸效应，以前办学红火的县中，变得凋敝，而绝大多数农村生就在当地县中，甚至镇中学读书。

对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超级中学的实质。让社会认识这一实质并不难，只需教育部门公布超级中学学生的户籍所在地即可，否则，超级中学就一直有为贫困生、农村生办学的假象，破坏教育生态和教育公平，还被视为公平的化身。

目前，超级中学还不满足于在本省范围内办学，而是想向外输出这种教育模式。而要输出这种模式，就需要全国各地都坚持用单一的统一标准评价学生。最好的理由，自然也是高考公平。但这并不是推进高考公平，而是获得高考利益，助长畸形的高考竞争。

 高考改革，从来不是取消高考

今年，我国高等教育将实现普及化。但毋庸置疑，我国各地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发展并不均衡。在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扩大教育公平与提高质量，该怎么平衡?

目前社会舆论力挺的用单一分数标准评价学生的思路，是让教育发达地区，采取向不发达地区看齐的思路，这种公平观，既不能给不发达地区带来公平，也会严重影响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这也是发达地区近年来国际学校迅猛增加，出国留学热持续升温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对不发达地区，要扩大公平，就必须采取补偿公平的措施，就如对贫困地区进行扶贫，需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一样，而不是以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来确定教育评价标准，这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国际化，需要在国际竞争中输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评价标准，那“就低”的教育评价，怎么做到先进?

提起高考改革和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不少舆论是在故意传递“恐惧情绪”，最典型的就是把高校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改革，简单地称为“取消高考”，而这一说法，在高考改革的语境中根本不存在，而只是转变高考考试的功能，将统一高考成绩作为大学评价、录取人才的一个评价指标，而不是唯一的依据。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我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需要全社会以对国家、社会以及对每个考生负责的态度认真思考，而非进行情绪煽动。高考制度坚持“唯分数评价”，将令我国基础教育办学就采取升学教育模式，这样的教育模式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