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末,商务部等12部门发文,提出提振大宗消费和重点消费的若干措施。消费被寄予的期望可见一斑。去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其中汽车、家电按月同比已实现正增长,而餐饮收入当月增幅为-0.6%,同比-18.6%。疫情砸下的深坑一时还很难填得上。
新政提出的措施包括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改善使用条件、采取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鼓励汽车和家电等消费。短期来说,这样的政策有利于拉动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但消费最终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因而更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可持续地提升百姓收入水平。
疫情重创了消费信心。央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很能说明问题。2019年四季度的调查报告中,倾向于 “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8.0%,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45.7%。因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0%,比上季下降6.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3.0%,比上季上升7.3个百分点。这种倾向在行动上有切实的体现。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新增9.95万亿,同比多增了1.42万亿元。
好消息是,中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百姓消费预期持续回升。央行2020年三季度的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5%,比上季上升0.2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0.4%,比上季下降2.5个百分点。相信伴随整体经济的恢复,居民消费信心还会提升。不过长期来看,如果收入水平不能跟经济增长同步提升,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百姓大概率会将钱袋子捂得更严实一些。
疫情之后的消费反弹有赖于经济复苏的持续,也有赖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没有收入的持续增加,消费的扩张就失去了支撑。正因为如此,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居民增收着墨甚多,比如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并提出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等。
我们以为,是否可以提出新的“收入倍增计划”——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 “到2020年之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当时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可比价看,201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年累计实际增长96.6%,全体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接近完成。
新的“收入倍增计划”并非没有依据。据相关说明,十四五规划建议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理解,是否明确相应的量化指标,需要多方权衡,最终取决于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制定。不过我们认为,一个新的“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引导各方面将着力点放在百姓福祉的提升上。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态势,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如果我们希望消费马力强劲,这一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