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此话可能说得有点儿过重，但本人一辈子的亲身受益体验，深感老师就是老师，永远都是学生的恩人和楷模。
小学先生
我出生在浙江乐清大荆镇一个农村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盼望儿子能进城念书出人头地。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最爱听镇上说书人讲《水浒传》《封神演义》，也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不过，无论升学过程还是成长道路，都并非一帆风顺，这恰恰磨练、激励了自己。回过头来看，倘若没有老师一路上的辛勤栽培、教育和扶持，恐怕谁都很难真正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解放初期，农村学校的条件很差，校舍就是旧庙宇，桌椅板凳都是临时拼凑的。1952年，我进大荆小学读书，先在娘娘庙，后来搬到关帝庙、城隍庙，几年间一共换了五个地方。教书的先生（那时兴这种叫法），倒是乡下颇有名望的秀才，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厉。
记得我们的算术先生姓张，总是穿着一件打补丁的灰色长衫，上课时发现谁开小差，马上走到面前敲两下桌子，大伙儿一下子也都老实了；对违反纪律的，则要打板子并罚站墙角，我也曾领教过一次。班上考试时，我几乎每次都第一个交卷,先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这样开导说:“不要老想抢先去交卷子，答完题后仔细检查一遍再交也不算晚。” 从此我改了这个毛病，后来还领悟到这里讲的是凡事不要逞能冒头的道理。当张先生抽着烟斗、风度翩翩地走在大街上时，村民们无不高山仰止，一片肃穆。
（上图大荆古镇；下图石门潭畔新村）
2006年退休后回老家探亲，我想去看望同村的张先生。我大哥说，他抽烟太多，前两年得肺癌走了。我心里一阵悲凉，50多年前张先生那令人敬畏的形象又浮现在脑海中。
初中老师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区第一名。但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进入公立的大荆中学，而被分配读民办，这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在开学典礼上，叶校长强调民办中学是“大跃进”中的新事物，实行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完全可以办好。班主任张荷莲老师兼教化学，但我不太喜欢化学，她让我从语文课代表改任化学课代表，并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课堂上班主任要求很严，平时像慈母般体贴，对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总是嘘寒问暖。有一次全校文艺汇演，她亲自给我们化妆，一个个画了红脸蛋儿，男生都高兴坏了。学校就在海边，为了改善我们的伙食，周末老师带着下海逮魚捉蟹，然后就是大会餐，各种海鲜应有尽有，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
记得民中的同学大多要求上进，学习十分刻苦。老师也鼓励我们，争取在全县统考竞赛中能有好成绩，为学校争光。随着教学逐步规范，上课时间增加了，每天也都要上晚自习。教室里没有电灯，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盏小煤油灯，经常学习到深夜。读完初二后，根据上级通知，民中停办。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只有一个班合并到大荆中学的名额，老师们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去向。最后离别那天，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上，校长表情凝重，含泪宣读有关整顿民办中学的通知，并宣布合到大荆中学的名单。这一次很侥幸，我有机会继续上学，但看到许多同学不得不辍学，心里十分难过。
1960年，在大荆中学只读了一年书，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师资条件好，教学专一严谨，我是一年当作两年用，不仅补全了初中该学的知识，而且为下一步升学打下了基础。
2016年是大荆中学60周年校庆，蒋坚禄校长邀请我回故乡参加庆典活动，并为母校题词。我的字不好，但出于感恩之情，欣然提笔写了几句，表达对母校的怀念及期待，希望年轻校友青出于蓝，更有追求，更有梦想，为母校争光，为家乡争光，为祖国争光。我还给母校图书馆寄去了一本签名回忆录《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练成的》。
高中老师
1961年考高中还算幸运，我以“备取生”名义进入雁荡中学。该校位于层峦叠嶂、风景秀丽的世界地质公园雁荡山之中。雁荡史称“东南第一山”，有“寰中绝胜”美誉，可谓钟灵毓秀之地，宜于攻书习文。
由于对“备取”二字理解有误，还闹了笑话。开学时我没敢去学校，而一直在家里焦急地等候通知递补。过了一个星期，学校捎口信来问，为什么不去报到？我赶紧跑到学校去，老师没有责怪，而是笑着说：“备取与正取一样，不存在什么候补的问题。”后来搞清楚了，我们几位备取的学习都不错，也只是家庭出身差一点，才有所区别。
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阴影，我决心在学习上力争更出色。每天晚自习结束熄灯后，我就拿出初中时用过的小油灯，再多学一个小时。我脑子并不聪明，无非是笨鸟先飞。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违反校规而挨批。那是刚开学不久，因天热我穿着小背心和短裤，踏着一双木板拖鞋“呱哒呱哒”地去教室上晚自习。结果被素以严格管理闻名的教导主任干祥球老师发现，他让立即脱下拖鞋，并进行了训诫。我检查认错后，光着脚丫跑回寝室换上布鞋。在返回的走廊上又碰到老师，他见我很紧张，就说没事了，只要改正就好。从此，我懂得了要注意处处自律。
1964年高考，我竟“蒙上”了北大。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填写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五大志愿”。填完志愿后，我感到心满意足，又觉得没把握，特地去请教语文老师。朱天寿老师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教学有方，为人朴实，深受学生爱戴。正是他勉励我考文科，并对作文进行个别辅导。朱老师看了我的志愿表后说：“嗯，这五所大学都很好。不过，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该排在复旦前面。”我当即改了过来，北大成了第一志愿，三个专业的顺序是中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和国际政治系。有人曾问过我，为什么选择这几个专业？那是凭感觉随意挑的，其中对国际政治压根儿没什么概念，后来却成了我的终生职业。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改可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命运。
（左上图为1964年雁中毕业照，右上图为2006年作者和语文、俄语老师合影留念；下图第二排右5-8为郑圣道、郑逊华、章近汉和朱天寿老师）
时隔42年之后返回雁荡母校参加同学会，我与朱老师重逢，又提起当年填写高考志愿这段经过。老师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我一直记在心中，并特意将万里迢迢从国外带回的一个水晶玻璃花瓶送给恩师。同学会聊天时，我曾询问郑逊华校长有关当年备取生的含意。他解释说，那年按规定只招收一个班，而考生很多，相当于十取一，学校想了个变通办法，以备取生名义多招了5名。在我印象中, 他德高望重、温文儒雅。郑校长现住杭州，每次我们班同学会都有请必到。数学老师郑圣道谈到一个爱好令人动情，就是他退休后继续关注学生的动向，包括电视、报刊上的相关报道和文章，他都要设法收集剪报，在家里书架上存了一大摞。至于语文老师，迄今仍是我的写作导师。第一部外交回忆录《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完稿后，我给朱老师打电话，请求像当年修改作文那样斧正润色。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我这个学生交给的任务，并谦逊地表示他不懂外交，这也是一次学习机会。每修改完一部分稿件寄回后，他都要打长途电话与我进行交流沟通，并叮嘱改动之处仅供参考。
大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