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社会学系大四学生陈秀元很吃惊。他告诉记者，因为退耕还林，现在大寨的梯田上种的都是树，经济发展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旅游业。
“正如城乡断裂一样，农村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蒋恩铭告诉记者，“这几乎颠覆了我们对农村的传统印象。”
今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余名师生分成10个小组，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一起，分别在山东、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天津、河南、江苏和广东等地的20个行政村，开展了一项关于新农村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我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整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乡村里的社会分层之清晰，并不亚于城乡分化。
相差12倍的人均年收入
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带领的小组来到河南，对著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和它附近的三朱村进行了调查。
“南街村从1996年开始实行公费医疗，村民按照星级标准报销。”卫生所办公室主任李世洪介绍说，“在南街村看病很方便，村民有病了就来咱这个村卫生所，卫生所看不了的病，咱就去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甚至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一切，只需要拿着村卫生所印制的“南街村村民医疗证”和相关就医证明就行。
而在相隔不远的三朱村，调查小组发现，在他们逗留的两天时间里，村办卫生所的大门一直紧闭着。有村民告诉调查者，在这间只有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只有几样简陋的医疗设备，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也仅限于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至于其他的医疗费用，只能由村民自己负担，村里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其他的医疗保障。
类似这样的差距，在本次新农村调查中还有很多。
在这项调查总共涉及的20个行政村中，2005年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20元，而在陕西省的南泥湾村，去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526元。从这一项统计数字来看，二者就相差了近12倍。
按照人均年收入，调查组将我国农村社会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为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村庄，被划分为“第三世界”。
农民远离土地才能致富？
自古以来，农民的标准形象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然而本次调查却发现，41.6％的农民已经不再种地了。这表明，耕种已经不再是农民普遍的生活来源。
7月2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测，“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新增被征地农民300万。这位负责人还透露说，近10年来，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被征地农民已经超过4000万。
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渐渐远离了土地。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
“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村，农民种地的比例越低。”调查组采写指导、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周海燕说。
调查显示，在“第一世界”的村庄中，还从事土地耕种的农民只有26.6％，而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一数字分别为74.9％和80.2％。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社会学系大四学生陈秀元很吃惊。他告诉记者，因为退耕还林，现在大寨的梯田上种的都是树，经济发展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旅游业。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仅仅依靠种植业肯定不行。”周海燕说。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外出打工日益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到了农村才发现，现在的土地大都是老弱病残在种，青壮年都在附近的企业上班，或者干脆外出打工了。”蒋恩铭说。
调查显示，在“第一世界”的村庄中，有22.9％的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是“自营或合营的工业企业”，只有2．3％的人选择了“耕种粮食作物”。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处于“第二世界”的村庄中，22.6％的家庭最主要收入来自外出打工，15.7％的家庭主要依靠耕种粮食作物。而在“第三世界”的村庄，35.7％的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粮食作物的耕种，18.9％的家庭主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生活。
“在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政府首先考虑的，或许是应该如何让农民能够真正从农业生产中得到财富，以‘农’富农，而不是继续站在工业化道路的边缘，徘徊在‘农’与‘非农’之间。”周海燕说。
住窑洞还是住别墅？
“在陕北，绝大多数人住的都是窑洞。”社会学系大三学生孟庆延原本以为，窑洞的条件差，人们肯定是迫不得已才会住在那里。“没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居住条件还是挺满意的。”
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地方政府将“统一规划，集中居住”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许多地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就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个别经济条件好的“明星村”，盖起了一排排小别墅，甚至建起了网球场、高尔夫球场。
“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不顾农民实际需要进行强制拆迁征地。”调查组师生几乎一致反映，这已经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说法。数据显示，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人们越是对居住条件感到满意（满意率分别为83.9％、75.0％和67.4％）。可从总体上看，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别，但大多数村民对自己目前的居住条件均表示满意。换句话说，改善居住条件并不是眼下农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通过实地调查，我有一种感觉，‘统一规划，集中居住’可能与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生活习惯不相符，如果强制执行有可能损害一些农民的实际利益。”周海燕总结说。
教育才是发展的一线生机
在陕西省南泥湾村，就读于西安铁路运输学院的田博拿着初中毕业照，挨个回忆班里同学的去向。“班里有48个学生，现在还继续上学的只有3个。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还有些女生就一直待在家里，等着结婚了。”他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家里没钱供孩子上学。”
新农村调查组发现，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村庄。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方，孩子们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都由村里承担，有些还替考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的孩子支付学费。
江苏三房巷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卞赵峰就一直享受学费村里报销的政策优惠。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上大二，家里就没有给他支付过一分钱学费，惟一需要自己承担的就是每个学期的杂费和平时的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