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2.3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持续下滑，2019年为1465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3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
3.2负面效应：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