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立场还意味着实践的立场、平衡的立场。写文章、拍电影可以有尖锐的表达，但实践不能走极端，需要平衡和兼顾各方利益，需要注意实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比如，对电影《死亡诗社》中“尼尔之死”的解读，不是去感叹基廷老师的出局，由此认为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而是要发现“尼尔之死”的原因，分析在实践中是否可以避免、怎样避免。

　　用一双教育的“慧眼”选择案例，用基于教师、服务实践、提升教育生活的案例方法解读电影，这是我的立场和前提。

　　王晓琳：把电影引入教育层面解读不同于专业的电影鉴赏，而是用电影解决成长中的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解读电影案例：电影故事层面；电影寓意层面；电影带给孩子的反思；运用童话的结构来理解故事。

　　中国教师报：写书过程中，您是否有写不下去的时候，怎么解决？

　　陈大伟：肯定有的。遇到这个问题时我会放一放，先不写，一段时间后如果还是无话可写就不写。我以为，写作不要强为，自己没有感觉，逼出来的东西很难让他人满意，当然首先自己就不会满意。

　　王晓琳：一旦写作无法进行，我就深入教室面向孩子，发现孩子身上的新问题，在不同场合与不同的人对话、碰撞，在碰撞中发现新的想法、思考，从而生发新的灵感。总之，学生的成长和教育实践是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

　　中国教师报：不少教师在设计和实施电影课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资料，却找不到一个思路对实践成果进行系统整理，进而出版。两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吗？

　　陈大伟：首先还是要多积累，缺乏积累肯定是不行的。有了积累以后，要根据教育思路设计架构，想一想要解决哪些问题、用什么结构解决这些问题。明确了结构和体系，就要做好材料的筛检工作，如果发现材料不足就再补充，可能还要再去实践。

　　王晓琳：我个人的出版经验是，首先要有确定的读者群体，阅读对象不同，书稿的设计思路和栏目安排是完全不同的。其次要有完整的规划与设计，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操作层面、教育效果方面要有完整呈现，这样才能让别人看得见、带得走、用得上。最后，要有足够的时间打磨、提炼，才可能引起出版者的关注。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作品的受众群体是教师，教师进行教育实践的对象是学生，您在写作时如何兼顾教师和学生的不同立场和需求？

　　陈大伟：我在写作时主要考虑教师需求，为教师服务，但关注教师的教育生活不能不研究学生、适应学生。所以，写教师就不能不写到学生，正如教育电影要反映教师生活就一定要涉及学生。

　　在《影像中的教育学》一书中有专门部分讨论如何认识学生，同时也坚持以学论教的方法和立场讨论教师如何走进学生内心、尊重学生、影响学生，以此实现以高质量的教育生活促进学生发展，以高质量的学生发展实现教师幸福生活的目标，最终实现关爱学生与发展教师的统一。

　　王晓琳：教育最基本的功能是帮助人成长，儿童电影课程的核心是通过故事中的矛盾和人物内心的冲突揭示童年成长的秘密。电影课程始终面向的是孩子，我在写作时始终把学生成长作为起点和归宿。在电影课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成长者，电影课程承载的是希望，穿越的是时代，经历的是成长。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出版的教育著作不少，促使你们持续书写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持续不断地写下去？

　　陈大伟：观察教育电影和生活中的教师，我有这样的认识：慈心生出慧眼来。教师写作要与自己的工作和研究结合起来，有必要才写、有价值才写。在工作中，如果教师用心观察学生、观察教育现实就会发现问题，而后才会想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这就是实践之树长青，生活之树长青。对实践的关注，对现实中教师、学生生活的关注是我持续书写的动力。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一直写下去，也建议不要为写下去而写下去，但“江郎才尽”时、写不出来时，就不用写下去。

　　王晓琳：这些年做专业阅读、课程开发，总有人问“你累吗”“你有时间一边做好教学工作一边研究电影教育吗”，我也不断追问自己，最终发现是电影教育改变了我看待和应对世界的方式，这一改变直接影响了我的生命状态。

　　因为阅读、写作、电影、课程，我总会在不同的地方遇到生命气息相似的人，有一线教师、名师名家、电影导演、图书编辑、社会公益传播者……与他们不断对话、分享、交流、共创，发现影视教育的无限可能，发现课程开发的动力和源泉。电影如同一道光，照亮了我成长的轨迹，为生命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营养。

　　《中国教师报》2021年04月2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