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已经构成他们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他们人生经历中非常有价值的部分。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对外开放十分重要。我们最近的一项课题,对本科毕业于1972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676名院士样本做了传记研究,发现75.15%的院士具有出国出境的留学经历,留学国家(地区)达31个,其中欧洲、北美洲和亚洲为主要目的地。这说明留学和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相关性。

转学回国继续学习的留学生虽未在国外完成学业,但他们也拥有一定优势。第一是语言优势和文化优势,第二是专业优势。我们常抱怨有些留学生在国外留学之后不回国,但是特殊时期人性化的自由转学政策有助于提前吸引优质人才回国,服务于国家建设。我们之前常抱怨留学生滞留不归,在眼下特殊疫情时期与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灵活而人性化的自由转学政策将有利于他们再次发现我国制度的优势与张力,提前吸引留学人才选择回国,服务于国家建设。从未来人才储备的角度看,当下的艰难时期反而是难得的机遇。

话说回来,即使没有疫情,转学制度也应当建立并逐渐完善。学生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变化。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学生自身的学习,他会对世界和自己的一生有新的领悟,产生新的抱负,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为学生新的领悟、新的抱负和发展愿望提供学习机会和环境。高考时的学生只是处在人生经历中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能以一个固定时间点的判断,如高考,对学生才智的分数判断去局限学生未来无限的发展潜力。这方面的中外案例非常多。1948年有一个叫陈一坚的同学,高中毕业后直接报考了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并被录取,但1949年陈一坚知道厦门大学航空系开始招生,在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就读的他就选择转学厦门大学,三个志愿都填报了航空系。他已经产生了为祖国造飞机的崭新抱负。他如愿完成了转学。1950年,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航空系合并,陈一坚又从厦门大学再次转入清华大学。陈一坚院士是飞豹歼击轰炸机总设计师,为国家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社会抱怨学生不愿意学习艰苦行业,另一方面,现在的学生想造飞机,他们是否有机会从福建师范大学转学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或者西北工业大学去学习飞机设计专业呢?像陈一坚的案例并非个案,我们详细统计了北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培养出的院士名单,其中很多具有转学经历。

从教育史上来看,灵活的转学制度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1929到1930年,清华大学录取的转学人数占总录取人数的比例是10%、6%、18%、11%、21%,每年转学录取的比例在10%到20%之间,个别年份到20%以上。

转学同样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都从一般高校招收转学生,2010到2011学年,哥伦比亚大学招收了123名转学学生,占在校人数的2%。我们也找到了最新的公立大学数据。201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转学申请人共24121人,录取5335人,报到3283人,占当年新生人数约36%,转学学生主要来自104所加州社区学院。

转学所产生的异质学缘对人的创造性成长产生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1981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8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专业为政治学,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现在美国的一个连续创新者就是埃隆·马斯克,他就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转学学生。他17岁本科首先入读的学校是加拿大的皇后大学,1992年在皇后大学学习两年之后跨越国界,转学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物理学的双学位知识基础,对其当下的颠覆性创新十分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转学经历,就不会有埃隆·马斯克。美国的转学制度面向全世界开放,2020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金奖获得者郑凡,他2010年到2011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完成了本科学业。

为此建议,国内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公立高校都要拿出一定名额,在这种特殊时期启动跨越国界的自由转学政策。由于在线授课的容量广阔,接受留学生转学在线学习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恢复面授,各高校应基于课堂的可容纳性、专业的可容纳规模,基于不同的地域、校区情况提供不同的转学规模供中国留学生回国选择,例如年级人数的2%到10%。

当前,接收留学生转学回国院校教学容纳能力和宿舍容纳能力是关键,这一点与教室容纳能力、实验室容纳能力有关。值得注意,如果针对特殊情况作出政府层面的积极配合和安排,加之学校的科学挖掘和科学配置,院校教学容纳能力具有很大的可扩充潜力。

总之,留学生转学的问题应该根据不同学校层次,经评估后在国内找到相匹配的学校和接受教育的形式,应该适当开放一些指标、名额,吸引一些国外名校的学生转回来,这有利于提升国内的人才储备,有利于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