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共5家银行合并重组为山西银行的申请得到了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复。新组建的山西银行资产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成为山西境内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无独有偶，辽宁省由省内12家相关城商行合并新设的一家省级城市商业银行的申请也在银保监会的审查程序之中。可以预见，类似这样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还会扩围与加快，并有可能成为中小银行优化资产结构与提升行业竞争力的主赛道。
统计数据显示，继前两年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后，去年国内中小银行净利润同比平均降幅再度超过10%，与此同时，在2020年超过1100次的中小银行股权拍卖中，不仅大多以流拍结束，而且即便是像苏宁银行拍卖价较评估价低出30%、辽阳银行股权拍卖打了八折，数度拍卖仍无人问津。盈利空间持续收窄与股权大幅折价足以说明中小银行已经明显进入行业瓶颈期，而破除这一发展约束，通过外延式增量安排比如增设网点与渠道、增加产品投放与供给等，不仅面临着成本之压，而且可能恶化存量市场格局，比如产品同构、客户重叠等。因此，从整个行业来讲，通过内涵层面的资本合并重组可以看做是改善中小银行生存处境的一个最优化选择。
最近几年，大型商业银行持续下沉开拓客户，它们针对相同客群（尤其是中小银行的优质客户）展开竞争时在定价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由此导致了中小银行客户的被挤出，同时优质客户定价的下行，也带动其他客户定价的下行，进而对中小银行整体的盈利能力造成巨大的影响。除了以上两个方式让中小银行处于不利的市场位置，新诞生的互联网银行更是凭借数字化营销、互联网触客以及大数据风控的原始基因优势与中小银行展开面对面肉搏，并且已经对中小银行一度看好的线上利润管道构成残酷挤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小银行只有进行资本合并重组，才能增强自身可以存续的市场竞争力，即通过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甚至强强联合方式在提升规模化效益的同时，有效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至少通过合并重组可以在一定程度防止经营内卷化结果的出现。
动态审视，未来中小银行增利空间依旧存在被继续压扁的可能。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小银行只能在住所地范围内依法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跨区域展业，由此不仅对中小银行线下网点布局空间与业务半径构成挤压，还令中小银行趋之若鹜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尤其是助贷业务）不得不被动收缩。不过，相关法规并没有禁止中小银行可以跨区域合并重组，而且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承认资本重组后中小银行依然可以继续保持县域法人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小银行可以借助于资本重组在合规的基础上突破政策与法规的区域业务限制瓶颈，彼此之间不仅能够借此实现互相嫁接、开放与开发市场，还能够共享客户与市场资源。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资本的合并重组可以有效化解中小银行资产不良率过高的风险，提高中小银行的业务安全度。因中小银行的服务对象是“三农”与小微企业客户，而小微企业又恰恰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实体，疫情冲击导致小微企业还贷能力减弱，直接导致了中小银行资产不良率的回升。同时，中小银行面向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出现显著下降，息差空间受到显著压缩，加之金融让利形成的“挤出效应”，中小银行利润便出现整体大幅下行的格局，利润的萎缩意味着中小银行内源性补充资本金的能力削弱，从而引致中小银行资产不良率的快速提升。
根据央行金融稳定局披露的数据，目前中小银行中有532家风险比较高，有605家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10.5%的监管红线。对此，中小银行固然可以通过外源性渠道比如增资、IPO、可转债、定增、永续债以及二级资本债等方式来补充资本金，但所有这些方式不仅覆盖力度有限，而且衍生成本还不小。相反，中小银行利用资本重组，一方面可引进优质战略投资者，拓宽资金补充渠道与改善自我流动性，另一方面能够“抱团取暖”，通过以时间换空间逐渐化解存量不良资产，并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从历史角度看，中小银行前身不少是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由于起点低、规模小与底子薄，当初出于化解风险的需要，在引入社会资本过程中缺乏对股本的穿透式监管，导致中小银行股东良莠不齐，并将不少新的风险尤其债务风险带了进来。另一方面，国内多数中小银行股权分散，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一般不超过20%，所有者缺位以及“搭便车”问题较为普遍，同时有一些中小银行存在股权过度集中问题，控股股东将银行视为“提款机”，违规占用、关联交易和内部利益输送等系列道德风险时有发生。而由于利益与产权关系的复杂性与板结性，企图中小银行从自身内部变革以达到优化股东结构的难度较大，因此，理顺与矫正中小银行治理结构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市场化的资本重组。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丰富股东来源，提升股东质量与优化股东构成，建立起产权明晰、结构合理、运作规范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能够健全内控机制，封闭中小银行“跑”“漏”“冒”的暗道，由此提升中小银行的资本稳定性以及财务稳健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