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从我这里买，我就扶植别的印刷公司跟你竞争。”刘国生回忆当时邵富阳的言语一直觉得奇怪，在中国体育彩票诞生时，刘国生创办的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一直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定点制作单位，“印彩票又不是印传单，我已经跟体育彩票中心签订了合同，你怎么扶植别的公司跟我竞争？”

　　刘国生找到了张伟华。

　　“他是我同学，”张伟华回复刘国生，“但是，纸你要不要从他那里买，你自己看着办，这和我没有关系。”

　　“他的回答让我摸不着头脑，”刘国生说，但是心里已开始忐忑。

　　一个事实是，多年来，刘国生印制彩票所用的都是日本产的两个牌子的热敏纸，可以由企业直接联系日本厂商，但自从邵富阳横插一杠之后，纸张进口渠道变得复杂起来。

　　据当年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会计邵杰测算，通过邵富阳后纸张的价格比原来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成本比以往高出数百万元。

　　因刘旗下的公司每年的税后净收入可达1亿元人民币，他不想失去此收益。2000年，刘再次找到张伟华，“他却对我讲，邵富阳是一个骗子，不是他的同学，让我不要理他了。”

　　但之后，张伟华口中的“骗子”邵富阳并没有从中国体育彩票热敏纸购买的渠道中退出。

　　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披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在担任原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负责人及北京彩印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自肥”秘密

　　审计公告显示，由体彩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超额支付发行费，使其获利高达5.58亿元。

　　事实上，张伟华治下的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单单表现在垄断纸张购买。

　　2003年，刘国生开办的负责印制彩票的“乐利达公司”和负责彩票软件开发的“电彩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的体育彩票市场，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被体育总局新成立的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公司）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印务公司“）替代。

　　京城东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栋白色四层小楼里，科技公司和印务公司坐落于此。

　　工商资料显示，科技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发起股东有三：体彩中心占股66％，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占股33％，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础基金管理中心占股1％。

　　印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第一大股东正是科技公司，持股40％；北京华体实业总公司、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为并列第二大股东，两者均为国家体育总局全资所有。

　　科技和印务公司与体彩中心的紧密关联不仅表现在股权投资上，还包括人事。科技公司首任董事长便是时任体彩中心主任的孙晋芳。

　　来自体育总局内部的消息称，这两家公司创立之初，经总局有关领导指定，当时的彩票中心主任孙晋芳任两公司法人，但是她不同意违规把彩票的节余资金调到两公司，为此，孙晋芳被从体育彩票中心调走。但这一说法未经证实。

　　“孙晋芳离开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一职，由计财司司长张昊兼任，实际的管理大权落在张伟华之手。”刘国生说。

　　而就是在张伟华实际操控体彩票中心的阶段，通过公司运作，体育彩票发行产生的巨额收益，以公司利润的形式名正言顺地留在两家公司手中，再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在体育总局系统内分配。

　　按照财政部《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和发行经费缴入财政专户，按照‘收支两条线’原则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彩票发行单位对于节余资金的使用，采用“收支两条线”的办法：收入要上缴；而日常的开支如彩票印刷、发行等费用，则要经过申请获得批准。

　　但在熟悉此行业和有关内部人士介绍，正是有了彩票科技公司和彩票印务公司，体育总局得以把彩票发行节余资金转移到本单位。

　　“两公司说自己花了多少印刷费，就是花了多少。”刘国生说，以印刷费为例，按照规定，印制公司用了多少钱，彩票管理中心就应该向上级申请多少钱，但国家体育总局自己开公司，就由两公司来支付印刷费用，达到自肥的目的。

　　200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之后9月发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由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9.69亿元，用于彩票印制、发行，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

　　照此计算，两年股本收益率为2149％，这个收益率相当于一个彩民花了2元钱，却买中了4298元的大奖。区别在于，彩民只有很低的中奖率；而这两家公司，却是买一次，中一次。

　　不开工也赚大钱

　　这家“豪华”印刷厂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但连续三年赢得巨额利润，其将订单发包后加价卖给体彩中心。

　　但一个事实是，具有高投资回报的中体彩印务公司，其下属的印刷厂却一直没有开工。

　　2003年，在刘国生的乐利达公司退出之后，体育总局投资上亿元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由乐利达的垄断进入体彩中心自身的垄断。

　　印刷厂的负责人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刘锋。刘曾在去年8月初和张伟华同时被检察机关批捕，后被保释。

　　刘国生和刘锋关系不错，2006年4月份见到刘锋时，看到他腰围见长，就开他玩笑说：“你的肚子尺寸已经超过资本家标准了。”刘锋当时笑笑，向刘国生抱怨起自己彩票印刷厂的经营问题：“张伟华不给我任何订单，所以工厂一直没有开工。”

　　《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这家“豪华”印刷厂于2005年9月竣工，的确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

　　而记者调查发现，更大的疑问在于，印刷厂一直没有开工，但是所属的印务公司却连续三年赢得了巨额利润。

　　北京市工商局的年检报告显示：2003年、2004年，刘锋的印刷厂所在的印务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8551.84万元、1.2亿元。

　　“根据我的了解，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再把外厂印成的彩票，作为印务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体育彩票中心。”刘国生说。

　　刘锋也曾多次向刘国生抱怨，“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有自己的印刷厂，仍有订单不断流到北京金华印刷厂等外厂。”

　　在有关专家看来，投资过亿的印刷厂，建成不印彩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管理上的混乱，并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

　　另外一方面，体彩中心负责的这两个暴利公司，成为调整中央和各省市彩票中心利益关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