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在科技公司成立周年之际，体彩中心减持股份至36％，将另外30％的股份以每股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国30个省区市的体育局的指定机构，每省受让1％的股份。由此，科技公司股东增至33个，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各省体育局，利益均沾的格局开始形成。

　　一则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彩票的年销售额自2000年起进入狂飙突进的增长期。当年彩票销售收入181亿元，2001年为288.87亿元，2002年为385.72亿元，2003年是401.4亿元，2004年则为380.57亿元。

　　亟待彩票管理立法

　　“办法”规定体彩“管发分离”，但如何委托发行，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仍是法律空白。

　　在去年张伟华落马之前，刘国生就从网上开博客直陈中国体育彩票管理漏洞，并取栏目“闲话彩票”，里面多涉及体彩系统内部问题，而在张伟华被捕之后，还多有办案人员多次依据其博客中提到的线索向他核实证据。

　　刘国生不否认体彩曾给他带来的巨额利润，但他表示“这辈子假话说得多了，想说几句真话，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下不了决心”，这次要“赶在死之前把想说的话说完”，旨在呼吁改变中国彩票业积弊。

　　按照刘国生等业内专家的介绍，目前中国彩票业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第二，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多浑水摸鱼；第三，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

　　“彩票有政策做保证，就是交给‘白痴’去发行，也能赚钱。”刘国生说，这是原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亲口对他讲过的一句“名言”，和国外相比，中国彩票业滞后之处在于没有法制化。正是因为法律的空白，为体育彩票的监管者和张伟华本人，提供了“自肥”的机会。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2001年年底2002年年初，财政部相继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与销售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彩票公益金、发行费用必须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具体到体育彩票，《办法》中规定必须实行“管发分离”体制，即管理工作由体彩中心负责，发行销售委托给公司操作。

　　但如何委托，委托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办法》中缺乏操作细则，法律至今仍是空白，成为彩票管理体制最大的硬伤之一。

　　而正是这一巨大的空白，使得体彩中心在《办法》出台后组建了两家公司——“中体彩”和“北京彩印”。表面上看是“管发分离”了，但实际上为审计报告中所曝光的体彩中心虚增成本、向两家公司转移巨额发行成本费用于发个人奖金、购买高档办公场所等，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彩票销售收入比例一度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以此测算，中国两大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经费，2000年至2004年分别为36.2亿元、57.77亿元、57.85亿元、60.21亿元和57.1亿元。

　　但在国外，此发行费仅为10%左右，《财经》杂志报道指出，彩票发行费用已经成为发行单位的重要收入，滋生“自肥”等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规范彩票发行机制，最重要的是依法治理，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编辑：郑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