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博馆刊︱中国考古会创立始末

河南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关百益画像，是近代著名画家王济远先生为时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关百益先生所绘。画心纵81、横50厘米（图一）。画像为水墨速写，线条简洁明快，寥寥数笔就让关百益先生神清骨秀、意气自若的形象跃然纸上。

图一1933年王济远绘《关百益画像》

画像周围有关百益自题诗，王济远、蔡元培、叶恭绰、滕固、关百益、刘海粟、蒋藩、郑剑西及许钧等民国时期文化名流的题跋。关百益先生自题诗云：“志不强，貌不扬，愧留七尺一皮囊。行年今已五十二，终日栖栖为谁忙。王子爱我图我像，勉我努力发国光，置诸座右借自勉，管他遗臭与留芳。”画像右上王济远题款：“二十二年三月为百益道长造像”。画像上方蔡元培先生题词：“物聚所好，天下为公。古心古貌，表里亥同。中国考古会筹备会中为百益先生题。”

这些题跋多是对关先生的赞誉之词。由画上题款可知，此幅画像由王济远先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绘于上海。其中，蔡元培先生提到了“中国考古会筹备会”，这是一个怎样的学术组织？是何时、何地、何因、由何人倡议筹备成立的呢？为何在筹备会中为关百益先生画像？

笔者检索了近代重要报纸资料，发现上海《申报》和《兴华周刊》上均刊载了有关“中国考古会成立”的消息。《申报》创刊于1872年，记录了从清末到1949年期间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在当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是当今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其1933年3月18日第13版上首次登载了关百益先生等人在上海倡议成立“中国考古会”一事，并于5月15、16日陆续发布了“中国考古会”筹备成立过程的内容。《兴华周刊》则是在1933年5月24日出版的第十三卷第十九期的“杂讯”栏目登载了相关讯息。

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本文对中国考古会成立的背景、倡议者、酝酿过程、成立大会、章程、理事等方面进行梳理考察，力求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考古会创立的原貌。

中国考古会创立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多国及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探险“考古”活动，使得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经卷等珍贵文物频频被盗运至国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古墓猖獗、文物倒卖、珍品流失海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春秋战国古墓遭人盗挖，出土大批青铜器流散到法国等地；1926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西周早期墓葬群被军阀盗掘，出土大批青铜器被倒卖至欧美；1928－1930年，河南洛阳金村一批战国墓葬被人盗掘，所出青铜器等文物迅速流散至日本、加拿大等地。

基于上述文化侵略日趋严重、古物流出海外日多的状况，文化界意识到必须有组织地保护中华民族精粹。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国考古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所说，成立考古会以组织专门学者保护全国之文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之事。其致辞原文如下：

诸君今日举行考古会，似乎是不急之务，其实人类思想，各有其所长，应各尽其所长。……因而他民族以金钱搜买古物，吾国之宝，流亡海内至夥。日本人说，中国人要看古物，不必在中国看，可到日本看。一二八之役，日本毁去我们东方文化，灭绝吾国文化的遗迹，他们的确是世界要考东方文化，一定要到日本去。我们处于此种情况，一定要图自救。英国法国，一再搜了精髓的古物来保存，不要紧的遗下，将来十分危险，我们把考古的兴味及志趣来做这样工作，非常难得云。

可以说，“中国考古会”是在文物保护亟需施行，成立专门学会以求考古事业发展迫在眉睫的背景下成立的。考古会成员集合了当时考古、金石、书画方面的众多学术名流，并制定了详细且具操作性的章程，对当时的考古事业发展有积极作用。

中国考古会创立始末

中国考古会成立是由关百益等人在上海发起倡议的，缘起是1933年关百益携夫人田玉芝，共赴上海监印《河南金石志》。他们在上海活动频繁，考察了江浙文化古迹，这在河南博物院藏玻璃底片影像中也有着形象记录（图二、图三）。

图二1933年关百益在杭州灵隐寺石塔前

图三1933年田玉芝在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前

关百益（1882—1956），名葆谦，字百益（伯益），号益斋，曾用名益谦，以字行。他是近代金石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在1930—1935年间，曾任河南博物馆馆长，学识丰富、知识渊博，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及书画艺术等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有《殷墟文字存真》《新郑古器录》《伊阙石刻图表》《河南通志·金石志》等著作达百余种。其1936年在《河南博物馆馆刊》上连载发表的《考古学大意》，对考古学的定义、范围、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丰富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理论。他的绘画颇具宋元之风，画风清新劲健；书法宗魏碑，擅篆、隶、行、楷，风格雄厚质朴，代表作品《樊楼灯火图》获1935年河南书画大展最高奖。

田玉芝（1908—1972），开封北仓女中毕业。1924年，与关百益结婚，随其学习了历史、文学、考古等方面的知识。有史料显示，田玉芝于1929年前后就在河南博物馆工作。其拓印技艺高超，当时河南博物馆许多出版物所使用的拓片均出自田氏之手。如1931年河南博物馆出版的一套八集《殷墟文字存真》，为十六开线装本，宣纸印刷，装帧精美，每片甲骨拓印一纸，拓片全部根据原片大小精工细拓，字迹清晰，保留了原甲骨片的真迹，在书页上署有“拓者田玉芝”的字样。书中所印“殷墟文字存真分集拓售说明”中记载：“本书以保存甲骨文字真迹为宗旨，特就原物精拓成书，各集所用纸张格式拓工等完全一律，不至有良窳不伦之憾。”由此可知，此书拓片均由田玉芝一人所拓。

在沪期间，关百益夫妇与文化艺术界人士广泛交往。1933年3月10—19日，著名画家王济远在上海环龙路十一号法国图书馆举办画展，各地慕名来沪参观者云集，关百益夫妇与众多文化名流连续多日在画展现场聚会交谈，这对于思想之交流碰撞大为有益。《申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