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慑于舆论压力，随即派部下调查并于9月24日在《申报》上登载调查结果：中国考古会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等前以大同云岗石刻，报载为赵司令承绶部下毁损，特电阎百川，乞严饬保护复旧。兹蔡等接阎百川参电云：“已派员查勘，并无新近毁损形迹。原电如下，中华（国）考古会蔡孑民、叶誉虎、刘海粟诸先生鉴，咸参电计达，兹据派员复称，查勘云岗寺内外各洞石刻，均无新近毁损形迹。云岗别墅，在寺东侧，计房十间，亭一座，现修围墙，系由寺西对面山脚起石，并无损及石刻之事，据赵司令称，因云岗事迹，近年中外人士前往浏览者甚多，均以该寺荒芜窄狭，无处休息为缺点。前年颜大使往游，修旅社由此动机，故筑数椽，并修通汽路，原为爱护古迹便利游览，何至反加毁损，报载已函请更正等语，查所称尚属实在情形等情，特电奉达阎锡山马参。”

由上述报道可以看出在战乱时期，中国考古会成员不惧困难，保护文物之努力。但因当时社会动乱，战争相继爆发，城市陷落，学者离散，考古会的发展受到了巨大打击，后续活动资料目前尚未发现。

中国考古会创立的学术意义

“学会的兴起与发达，是学术繁荣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专门的考古组织机构为考古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有效地促进了考古事业的开展。著名历史学家郑师许曾撰写《两年来之考古发掘事业及其贡献》一文，总结了1933年-1935年间全国的重要发掘工作及各地成立考古学会，表明考古专门学会对于促进考古事业发展的作用。

中国考古会是目前所见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考古学会，其“全国性”体现在它是由全国各地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专业特长的人士积极倡议成立，聚集当时全国金石考古、艺术、收藏界精英，并且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各地考古学会的领军人物，如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主席马衡和主任沈兼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位考古组主任李济、广州“中华考古学会”主席和岭南黄花考古学院创始人之一谢英伯、岭南黄花考古学院学者郑师许、山东“山东古迹研究会”秘书王献唐、河南开封“河南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关百益等人。

书画艺术界人士也占了较大比重，刘海粟、王济远、滕固等都是积极的倡导者，这与民国时期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发现新材料的艺术史价值愈发凸显，考古学家在发掘和研究中，关注出土器物、文物遗迹的艺术价值，考古发现拓展和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内容，给予美术史研究以革命性影响，因而艺术史学者、美术家也开始关注考古新进展有关。

中国考古会关注保护之文物古迹并不局限于一地，而是放眼全国。这体现在考古会的成立宗旨和工作内容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不仅在于考古，更在于保存整个中国之文化，而中国之文化是由各地区、各民族之文化共同构成，正如蔡元培所说：“各地有地方之特迹，吾人不得不明白。”一国之文物如果被劫掠破坏殆尽，则文化难以立足，国家难建根基，中国考古会的成立代表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它作为在特殊历史时期成立、以集合全国之力保护文物为宗旨的一个组织，体现了当时学界对于国家危难的承担和对文化的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