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彩票监管的漏洞也很大。重庆市体育彩票销售机构未经财政部批准，利用互联网销售体育彩票5.14亿元，向代销商支付佣金8007.54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出其销售佣金比例为15.58%。在冯百鸣看来，高佣金背后存在利益交换的可能，“在互联网彩票业界，高佣金返点就是一个潜规则。”

彩票发行管理机构腐败寻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彩票发行费在近十年间一直水涨船高。2014年全国彩票销量高达3823.68亿元，比上年增长23.6%。然而彩票发行费仍然按照多年前规定的比例提取，而相应的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成本提高并没有这么快。在专家们看来，这容易使得资金出现大量结余，从而导致资金滥用。

2009年通过的《彩票管理条例》第28条提出，“随着彩票发行规模的扩大和彩票品种的增加，可以降低彩票发行费比例。”从2002年开始，彩票发行费的比例一直为20%，直到2012年，财政部第一次调整发行费，降低为15%。公开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彩票销售额第一次突破400亿，到2013年，销售额已高达3093.25亿。即使按照15%的发行费比例计算，十年间，发行费从60亿上升至463.95亿，上升了逾7倍。

在苏国京看来，当前彩票业的尴尬在于，一方面彩票公益金色彩被淡化，造成社会缺乏彩票公益性的概念;另一方面，由于“销量为王”导向和一些彩票玩法的改变，导致彩票赌博化趋势越来越严重。

彩票倍投就是最典型的方式之一。苏国京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以体彩的大乐透为例，在奖金池达到1亿的时候，彩民如果只买一注彩票，在没有促销、加奖的时候最多可以中得500万元的奖金，但如果把一个号码以20倍的倍投方式购买彩票，就可能把1亿的奖金清空。如果奖池累计到8亿，如果彩民想一次中得所有头奖，需要至少100倍的倍投，也就是最少投入彩金为(2+1) 100倍=300元。

“购买彩票本就是娱乐和公益，重在全民的参与，如果投入2元、3元就可以中得头奖，我们可以理解为娱乐，但如果每期都要进行几百元的投注，或者说根据奖金池金额追加进行倍投，已经不是娱乐，而是在进行赌博。”苏国京认为，彩票倍投玩法事实上在刺激彩民进行赌博，“这几年无论双色球还是大乐透，都出现了很多倍投案例，常有一个人倍投命中几百个二三等奖的情况发生”。

越来越多业内人士发现，中国彩民在买彩票的时候，极少是带着要做慈善的心理，大都是抱着赌徒心态，从最开始就背离了彩票业的初衷。

王薛红也建议应该通过相关制度设计，还原彩票本质，“要将彩票的公益属性和彩票的娱乐性、投机性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成瘾性视为有机的整体，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时，科学、有效地处理好不同类型彩票玩法的公益性与娱乐性、投机性间的关系”。

“每次大奖开出，媒体总会进行大肆的渲染和报道。”在苏国京看来，这也是一种错误导向，彩票中头奖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媒体应该进行理性报道。“毕竟，娱乐性和公益性才是彩票存在的前提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