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一列绿皮车，从岁月驶来
1981年，赵新华在7053次列车上工作。当时，列车还靠蒸汽机牵引。
目前，除了四个大站提供售票服务外，7053次经过的其他20个小站都是上车补票。图为列车员正在为乘客补票。
源迁站副站长东登金组织乘客排队候车。
午饭时间，中郝峪村村民到大食堂免费就餐。
高铁时代，一趟平均时速32公里的绿皮车，还在鲁中山区每日往返着。
它曾是进出大山的唯一交通工具，是农产品、劳动力转换为家庭花销、孩子学费的“中间人”。
列车开行的40余年里，有的年轻人通过升学，沿着铁路进入了城市；有的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抓住铁路和公路延伸出的机会，把偏远的家乡带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
当交通工具越来越便利、速度越来越快，这趟如古董般的慢火车并未成为历史，反而成了山里人离不开的老朋友，还引来各地“驴友”的造访。一时间，古董变成了“网红”。
人在变，村庄在变，绿皮车却始终没有改变，朝着“快”时代恒定前进。
——题记
退休半年多，赵新华还是常常在凌晨三四点从睡梦中醒过来。此前37个年头中，这都是她起床准备去上班的时间点。
早上6时多，距离赵新华家不到3公里的淄博火车站，渐渐热闹起来。6时52分，赵新华曾经工作过的7053次列车将准点从这里驶出。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客运段7053次列车由淄博开往泰山，当天下午再原路返回，是淄博站唯一的始发列车，于1974年正式开行。
此后的30年里，中国的火车从老式的蒸汽机车演变为内燃机车进而到电力机车，最近10年又有了时速可达300公里的高铁。但7053次列车仿佛静止在历史中，至今仍以内燃机车牵引，没有空调和电茶炉，是一列真正意义上的绿皮车。
这辆绿皮车，全程行驶184公里，停靠24个车站，时长5小时49分；同样的时间，乘坐高铁从北京出发，刚好可以抵达1600公里外的长沙。由于有不少停靠站是在村庄里，7053次还有个“庄户列车”的别称。
40年时间，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中国。7053次列车驶过的鲁中山区，也随之发生着一波接一波人与事的变动。无意间，这趟不紧不慢运行着的火车，成了百姓生活巨大变迁的见证者。
通往大山外的唯一纽带
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6名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随着人潮登上了7053次列车。可以由下往上拉起的窗户，车厢顶部整齐排列的电风扇，车轮与钢轨接缝撞击响起的“咣当”声……对这群十八九岁的少年来说，这列车处处看起来都很新奇。
“咣当”之中，镜头摇回1981年。在同样18岁的赵新华眼中，世界也全是新奇。整齐的矮背与木质座椅，拱形天花板，明亮的灯光，在那个自行车还是奢侈品的年代，7053次列车堪称豪华出行工具。父亲是铁路工人、自己从小在火车站旁长大，新列车员赵新华穿上制服，心中的自豪难以言表。
北起临淄南至泰山的辛泰铁路上，唯一的客运列车7053次最早只是铁路职工的通勤车。后来为方便沿途百姓，才对外售票上客。
由于四面环山，对辛泰铁路沿线居民来说，“出门”一直是个大难题。博山区中郝峪村村支书赵东强记得，那时候要去一次镇上，“趟过沿途的小溪小河，鞋子都得穿脱14次。”
当时，火车还靠蒸汽机牵引，每进入隧道，燃烧产生的废气就会从窗户钻入车厢内。列车全程总共要穿过22条隧道，“味道是真难闻。”55岁的北牟村村民王士满是这趟车的“元老级”乘客。
但作为山区与外界交通的唯一纽带，7053次列车在山里人心中有很重的分量。王士满的儿子王鹏（化名）出生于1986年，在他的童年，每天两次去看火车，是他与玩伴们重要的乐事。
流动的车厢，流动的人群
上车工作后不久，赵新华注意到，车上多了不少扛着大袋小袋农产品去城里卖的农民。
她记得，就在若干年前，想把香椿芽从淄博卖到青岛去，还被视为“投机倒把”的行为。农民与前来堵截的人对峙着，搁在一旁的香椿芽，很快就失去光泽不再新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端自安徽省小岗村的“包产到户”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1979年，19岁的生产队长赵东强的一个决定，让淄博市有了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
改革之势不可逆转。农民拥有了作物的所有权，把富余农产品放入市场中流通买卖，是自然之事。
寒露之后，正是北牟村收获的时候。村民康成德家的院子里堆满了沾着泥土的地瓜。他的3个子女趁着周末，从城里回来帮着“出地瓜”。如今这些地瓜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送给亲朋好友的，但在1980年，把地瓜卖出去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
进城卖地瓜的交通工具自然是7053次列车。下午4时多，王士满和乡亲挑着地瓜登上从泰山站发出的火车，当晚就在淄博火车站过夜，熬到凌晨4时多再赶去菜市场。如果运气好卖得快，他们还能赶上从淄博始发的火车，否则就只能先坐公共汽车，再步行7公里山路回家。
若在农村卖，地瓜最多2角钱一斤；送到城里则能卖到四五角钱一斤。以1000斤地瓜算，多卖出的二三百元不是小数目。家里的花销、孩子的学费，就都有了着落。
“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种地积极性，但地少人多，比如中郝峪村每人只能分到0.25亩土地，一些偏远的村子还是有人吃不饱饭。于是，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搭乘7053次列车，涌向城市寻找糊口机会。
赵东强是第一批进城务工的人之一，在建筑工地卖过力气、在化工厂打过工，有本钱后开过织布厂、食品厂。到2003年，他已是手下有150人的工程队老板。更多的人则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的各个工种间辗转：泥瓦匠、电焊工、铝合金工、仓库保管员……限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和城乡二元体制，他们在城市工作，却一直不属于城市。连赵东强，也始终没有举家迁出中郝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