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并购方、被投资人得避免头脑发热。”国元证券董事长蔡咏提醒到，在具体融资操作中，被投资人可能需要更理性地签订对赌条约，“我们在市场上见到了太多对待这个问题不太理性的情况，而最后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也很严重。给大家一句忠告：签对赌条款还不如签回购条款”。

钱到手了，怎么用、何时用也是一个问题。在吴晓波看来，这考验着创业者对企业自我生命周期、产业周期、宏观周期的理解和掌握。

以他作为被投资人，运营“蓝狮子”出版公司时的经验来看，他提出一点，要“阳光灿烂修屋顶”，也就是在企业“阳光灿烂”时，组织公司大规模的调整和探索，以获得的投资作为学费。即使最后得到的都是教训，公司也能有良好内外部环境抵御过去。“‘蓝狮子’从传统出版公司向新的公司转型时，我其实花了很多的钱，做了很多的探索，也打过很多的败仗”，吴晓波说，“在试错上，我的投资人还是挺有包容度，我认为这也是公司选择投资方时所需考虑的要素”。

当文化产业成功引入资本后，资本的逐利特性是否会威胁到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这也是眼下所热议的问题。不过，在吴晓波眼里，这也与公司的不同阶段有关。“可能一开始在某个时间段对企业社会效益的要求高一点，而后某个时段对企业商业价值的要求高一点。”吴晓波说，“但整体上，做企业与做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每日经济新闻》面对面吴晓波：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2019年，那就是‘信心’”

▲在每经记者专访间隙，吴晓波还在抓紧时间给读者签名。（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宋红 摄）

NBD：您怎么理解当下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

吴晓波：我认为现在整体处于周期的交错期。

今年年初的“去杠杆”政策，以及运营成本的提高，造成了大家今年对整个市场环境的悲观情绪。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还是信心问题。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2019年，那就是“信心”。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有几个战略性的红利是依然存在的。

第一是城市化的红利，我们仍在城市化进程中。第二是我们制造业的红利，虽然我们的制造业目前的转型、变化过程非常痛苦，但你还是能看到很多新的亮点。比如我们现在穿的定制西装，在三年多前，中国只有一家企业能做。但现在的工厂基本都能做，我们确实能看到这样的变化。第三，我认为是消费升级，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所以从2015后开始形成的这些基本面，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可能需要明年的一个信心恢复期。信心恢复呢，需要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是以什么事件、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到来、是哪个行业被谁引爆的？这些现在说不准，还需要酝酿的过程。

NBD：您比较看好哪些产业领域？

吴晓波：在消费领域，我看好两个东西。第一是文创，比如做个杯子，做个手机壳，做件衣服等等，我认为这一类的创业会越来越多。真的想再诞生一个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平台，这基本是个小概率事件。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中部的省份就很沮丧，说“哎呀，我们一家独角兽也没有”。我觉得这根本没必要，没必要去追求独角兽，因为未来文创行业它不可能有特别大的体量，它就是小而美的。围绕着这些消费品进行一个小而美的创业，我觉得这特别好。

第二，其实我蛮看好农产品。最近这几年中国电商、物流公司巨大的进步，使得中国今天整个冷链供应和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些给了很多农业特别好的机会。我记得我20年前去日本，看见日本的苹果一个一个地卖，感到完全不可思议。

但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了，优质的苹果、香蕉按“个”来售卖，大家愿意为更好的农产品买单了。我到盒马鲜生去，看见那儿鸡蛋也分两类，一种是当天产生的鸡蛋，一种不是。这意味着有人就愿意为了当天生的鸡蛋而多花钱。

NBD：在内容领域方面，你怎么看待创作者与市场以及资本之间的这种互动？你觉得最健康的平衡点可能是在哪？

吴晓波：我就是没有找到健康的平衡点。我就是贪玩儿，现在公司越摊越大（笑）。我觉得我面临中国文化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可能我们原来写作的人都需要通过一个媒介才能够到达用户，很多的利益就被媒介占用了。我们和用户之间永远隔着媒介，遥遥相望而已。

做了自媒体以后，媒介就不见了。自媒体自己就是媒介，可以到达用户。可以迅速知晓你的用户是谁，当你做一个文化产品的时候，不需要媒介，你的获利大大增加。比如我现在做一个音频，吴晓波频道。如果是原来的话，那可能需要找一个电台，然后电台要找到一个广告公司，找一个品牌来代理。即使品牌出很多的钱来代理，广告公司先赚走一部分，电台赚走一部分，到我这，就很少了。但如果我现在做“每天吴晓波”，大概50多万用户，它就能每年产生3000万的营收。这3000万营收没有任何的中介，我交了税以后都变成我的。现在就是，靠内容本身，自媒体能够有十几万的用户，它就能产生收入。这是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