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纪实

　　在聂案走向听证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冤假错案平反的大背景，聂树斌家人的20年坚持，律师的细致调查取证，以及普遍认为聂案存疑的社会舆论

　　本刊记者/滑璇(发自北京、济南)

　　4月30日晚间，63岁的陈光武再也坐不住了。作为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之一，他把对山东高院的保密承诺抛诸脑后，一夜连发10篇博客，披露出卷宗中的多幅照片、多处文字记录，尺度之大，令人震撼。

　　经陈光武指点，《中国新闻周刊》在一幅黑白照片正中，隐约看到三把钥匙形状的东西尾部分开摊在地上，照片下方有一行手写文字“中心现场发现的钥匙串”。卷宗中，王书金清晰地描述了钥匙的外观和摆放位置，与现场情况相符；而聂树斌自始至终未曾提及钥匙的存在。陈光武表示，三把钥匙很小，又掩藏在玉米秸和杂草中，他仔细辨认许久方才找到，在100米外的工厂里打工的王书金根本不可能发现，“所以钥匙是证明王书金作案的关键。”

　　两小时前，有电视台对4月28日的聂案复查听证会进行了报道。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洪道德给出了这样的意见：“聂树斌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申诉方给出来的理由……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疑点，没到推翻这个证据的本质。”

　　节目播出后，网友们普遍认为这是在为聂案复查定调。许多人担心，这场长达十年的申诉，最终将以山东高院“不予再审”的决定哑然落幕。也正是因此，陈光武才冒着被取消代理资格的风险，发布了包括案发现场、行刑现场、受害人遗体在内的多幅照片和文字描述，他说，“问题就摆在那，照片里很清楚。”

　　自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复查以来，聂树斌案从未离开过公众视线。案卷之外，是一场聂家与山东高院、河北公检法系统的三方博弈，场面宏大，参与者数量众多且立场复杂。而案卷内多个疑点的曝光，犹如引爆一枚又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质疑。

　　“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2014年12月12日晚上，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正在家里看电视。自从儿子出事，央视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以及一些法制类节目，便成了聂家的最爱。7点半刚过不久，2013年开始代理聂家申诉的湖南律师杨金柱打来电话：“张焕枝，我告诉你，最高法院已经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的案子了。”这是几分钟前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放出的消息。微博还称，异地复查是“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

　　那天晚上，张焕枝的手机响个不停。等到聂家的6名申诉代理律师之一陈光武打来电话时，张焕枝已经泣不成声：“老天爷呀，你终于睁眼了！”

　　撂下电话，张焕枝一边向老伴聂学生转达各种消息，一边自顾自地念叨“现在国家的东风真是好啊，依法治国真是做到实处了。”没想到，向来木讷少言的老伴突然提高嗓门，语气严厉地说道：“你跑了多少年啦？什么时候没有依法治国啊？别盼得那么高！”尽管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但想想国家大形势，张焕枝内心对于儿子的案子得到公正审判依然抱有很大期待。

　　正如张焕枝所言，中国的司法系统确实刮起了一场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2014年8月，因涉嫌投毒坐了8年冤狱的福建平潭人念斌终得昭雪；2014年11月，涉嫌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步入再审程序。据今年全国“两会”发布的信息，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

　　通过电视新闻，71岁的张焕枝早就注意到了这些利好消息。此前不到一个月，她曾拨通呼格吉勒图母亲的电话，表示问候和鼓励；此前3天，她又专门致电陈光武，询问“内蒙的冤案已经立案，树斌的案子有没有什么进展？”

　　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一样，得知案子获得进展的第二天，张焕枝一大早便跑去给儿子上坟。面对这个低矮的坟头，她低声念着：“树斌，妈没有放弃你的事情，妈也在努力去做。儿啊，你在那边也不要放弃。这次到山东高院，我不信山东还会再拖9年……”

　　之前的9年，申诉路上的坎坷早把张焕枝打磨成了另一个人。2005年，《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下称《一案两凶》)的作者、时任《河南商报》总顾问的马云龙第一次见到张焕枝时，她只是“一个精神上被摧垮的农村妇女”。由于儿子犯有强奸罪、杀人罪后被枪毙，聂家在村里饱受歧视。当记者们蜂拥前去采访时，她的目光惊恐不安，充满疑虑和警惕。9年中，张焕枝不断与律师、记者打交道，学习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讲话语气，马云龙说她成了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能讲很多法律条文的人”。

　　其实，给张焕枝“泼冷水”的并非聂学生一人。不少致电问候的律师、记者担心她的期待“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挂断电话前总要叮嘱一句：老太太，别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能不能翻案还不知道呢！对此，多年来屡败屡战、看透世事的张焕枝也是心知肚明，她喜欢把“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挂在嘴边，一来安慰别人，二来鼓励自己。

　　12月13日，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彭思源第一时间给河北省磁县看守所打去电话。他嘱咐相关人员要让关押于此的王书金看看电视，了解聂案的最新进展。当晚，王书金坐在所长办公室里收看了央视和东方卫视的相关报道，事后他向彭思源表示，“案子拖了这么久，总该有个眉目了。”

　　3个月后，山东高院的复查法官们集体来到磁县看守所，分别提讯了王书金。在长达两天的讯问中，王的情绪有些焦躁，却一直尽力配合。他指出，河北省的某工作组曾对其刑讯逼供，意在使其翻供。他声明，除了工作组期间的虚假供述“不算数”外，其余口供一律真实有效。而自从10年前在河南荥阳落网，王书金始终承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元凶，从未推托。

　　异地复查决定公布不到一周，坊间即出现这样的传言：有海外消息称，聂树斌之所以被迅速枪决，是为了给一位知名政府官员换肾。没两天，张焕枝也听到了这个传闻，她以一种出奇的冷静与克制，对此不以为然。“是有这个说法，但那又怎么样？”张焕枝说，“现在最重要是把树斌的案子翻过来，那些没影的事儿不要去想它，不能让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在张焕枝看来，此时突然冒头的换肾传言就像一个障眼法，扰乱视听；如果着了它的道儿、一味追究，反而会坏了翻案的大事。“而且即便这是真的，咱也根本没法证明。”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退一万步讲，“树斌的肾要是真能救人一命，也算是件好事，是个功德。”

　　艰难的抉择：谁做申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