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该书以年销量300万册的数字在增长。 受访者供图

　　1986年陕西省作协青创会上，从左往右依次是白描、路遥、贾平凹、和谷。原照摄影：郑文华 翻拍：张艳茜

　　看一位作家不在于看他写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路遥留下的，不仅是那部长达104万字、呕心沥血写就的“劳动者的史诗”，不仅是他以高于生活的诗性光辉传递出穿越苦难的热情和力量，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奋斗者的精神回响

　　10月一个平常的晚上，在北京热闹的南锣鼓巷深处一个安静的小剧场里，挤满了一群互不相识的年轻人。

　　他们争相上台，在暖黄的聚光灯下，朗读作家路遥创作于3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这部比砖头还厚的小说全文104万字，按理说，不是碎片化阅读时代最受欢迎的长度。书中描写的陕北农村孙家兄弟的故事，更是不为当下年轻人所熟悉的遥远世界。

　　可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中国人最爱看的书之一，仍然是中国高校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长篇小说。在娱乐节目、消遣读物充斥市场的今天，它的纸质版依然以每年300万册的销量在增长。

　　一部描写40年前陕北农村的书凭什么打动了数亿人？为什么时至今日，当下的读者依然需要它？

　　今年是路遥诞辰70周年。在陕北，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纪念会、朗读会、讨论会接连不断，这位夸父一般的作家反复被提起，大家依然在思考其人其作能够跨越时空、温暖人心的奥秘。

　　他想知道馍和肉能不能让人吃够，穿裤头和穿线裤睡觉是一种什么感觉

　　1985年秋，路遥抱着两大箱书籍和资料，装上他心中最在乎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从西安北上，一头扎进距离西安100多公里的一家煤矿医院。就在那里，他开启了酝酿三年之久的大部头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写这部长篇，是路遥18岁时就种在心里的一个愿望。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叶咏梅珍藏的一段对话录音中，路遥这样说：“小时候我就想写这样一部百万字的长篇，我要写我的家乡，写黄土地，写我周围的普通人，三年准备，三年写作。”

　　为什么要写普通人？

　　这个答案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路遥生于一个极端穷苦之家，父母无力供养他的生活，七岁时就被父亲过继给伯父。无法排遣的饥饿充斥着少年的身体。

　　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在陕北那片古老的土地、苍凉的北方原野上，极端贫穷和饥饿的滋味是什么。

　　“路遥每天早晨睁开眼，就面临两件事：活下来，活不下来。”路遥胞弟王天乐说，那时实在没东西可吃，饥肠辘辘的路遥甚至饿得跑到旷野里嚎叫，然后去地里一遍一遍地翻酸枣、野菜、草根……只要不苦的、没毒的，都往肚子里填。

　　“某种意义上，是这片土地养活了他。所以路遥对土地的爱是原始的，发自内心的。每当看到土里冒出嫩芽，路遥都要激动一番，他说人有希望了，大地回春了。”

　　饥饿的日子尽管漫长，但终于捱到上学的年纪。继父想让路遥在家当劳力，禁止他上学。

　　但村里人知道路遥读书有天分，为了让他有机会把书读下来，全村人尽管已经饿得浮肿，仍然把救命的粮食分出半碗，塞进他口袋——正是靠着这种同乡人无私淳朴的爱，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路遥，精神和生命才得以支撑下来。

　　路遥的确很争气。初中老师程国祥回忆，他总是把自己泡在书刊里。爱看《参考消息》《水浒》《红楼梦》《红岩》《日日夜夜》……什么都读。

　　“跟一般苦孩子不一样的是，哪怕最艰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到路遥露出委屈、难过的表情。他永远是乐观的。”程国祥回忆，一搞歌咏比赛、文艺比赛，路遥就是我们的导演。他从小爱唱民歌，爱给同学讲故事，喜欢给大家说顺口溜。

　　一天，路遥的初中班主任分配给他写大字报、黑板报的任务，让他在一场运动中组织一些活动。

　　路遥高兴极了。他对王天乐说，用笔，我一定能吃饱饭，我一定要把肉吃够，我一定要第一次穿到裤头。“他想知道馍和肉能不能让人吃够，穿裤头和穿线裤睡觉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是他萌动“靠双手改变生活”“要有尊严的活下去”想法的初衷。那一年他18岁。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路遥写道，“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

　　“所以在动笔之前，路遥就把目标设定为人民。”文学评论家白烨说。

　　在路遥看来，写小说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土地的耕作高贵多少。他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艰苦卓绝的精神——“永远都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写苦难，也要写出昂扬，写出诗性的光辉

　　写作时的路遥是燃烧着的，不顾一切的。

　　在路遥的心中，《平凡的世界》将呈现两个序列：一个是并不平凡的，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重大历史场景构成的序列；另一个是在此背景下，黄土地上普通人的困惑、希望，以及他们平凡的人生命运序列。

　　这两个序列构成了一个以1975年至1985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对中国农村步入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巨大变迁、对农民命运的现代性审视。

　　作家和谷记得，路遥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写够3000字。即便是在他的成名作《人生》已经被导演吴天明改编并获得百花奖最佳影片，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选送奥斯卡的电影，且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但他依旧近乎苛刻地自律，每天不完成写作任务绝不休息。

　　在路遥闭关写作的房间里，十几摞稿纸整整齐齐摆在桌上，床上铺满了不同日期的《人民日报》《延安日报》，他蹲在地上翻来翻去，寻找转型时期历史的痕迹。“门背后能撮两簸箕烟头，还有满地的废纸。他不让服务员进去打扫，他担心思路被打扰。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是抽屉里的一包桃酥。动笔之后往往是顾不上喝水，眼睛通红，嘴巴周围烧满了泡……”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回忆说。

　　出于对底层的贫苦、生活惶惑的深切体会，那些童年的生命体验被不假思索地灌注到主人公孙少平身上。对世界的敏感、对苦难的同情、对改变命运的渴望，路遥将这个平凡的世界建立在自己的疼痛和记忆之上。

　　路遥写芸芸众生的辛酸和苦难，社会转型的痛苦，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乡村青年的内心承受着人格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