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西门子在内部建起合规帮助台,支持150种语言。无论员工还是合作伙伴,都可以随时举报,及时解答,企业管理层的年终奖励也与合规绩效挂钩,并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总投入达1亿美元的廉洁联合行动资助反腐项目。 

　　对很多成长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反腐则是新课题,若不及时建立完善有效的内部管控机制和反商业贿赂机制,丑闻一旦大规模爆发,企业很可能毁于一旦。 

　　对此,邵晓锋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内部贪腐问题,不是一招一式就能够见效的,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来持续不断地防范。使命和价值观主要解决员工主观上的问题,而一个开放、透明的商业模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制度流程和打击惩罚机制则用来提高犯罪的成本,最终以打促防。 

　　思考 

　　民营企业“反腐”还需以公共制度推进 

　　此次淘宝主动揭开黑幕,震动颇巨。但也有人疑惑:既然是内部员工的腐败,企业如何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上海申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邹华介绍,对于涉案的淘宝工作人员,一般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进行审判,量刑一般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况严重,则会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处以没收财产,但不会超过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15年。 

　　“这可能是部分人腐败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杨律师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相关案件处理中确实存在差别对待的情况。“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我国设定了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等;对非公人员类似行为则主要有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二者最大区别是量刑差异:受贿罪情况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高刑期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并没收财产。” 

　　也就是说,我国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更为周全,对公职人员的要求也更严厉。全国人大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一份推进民营企业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建设的提案。在他看来,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已迫切需要国家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将民营企业纳入全社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发挥纪检、检察及公安等专业部门作用,帮助民企堵漏建制,及时查办民营企业管理人员贪污贿赂等活动,这是促进民企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反腐利器是更具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帮助扶持,绝不仅仅是在减税、投资上,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健康成长,赚取阳光利润。”苏勇表示,“在宏观经济层面及时关注各个行业,制定和完善可覆盖各种情况发生的法律法规;不断考量应对新问题,都应是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 

　　让苏勇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很多人还不知道,廉政公署内有一个预防犯罪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商业机构制定、监管各类风险机制、犯罪机制,预防企业商业贿赂行为发生,开展各种讲座、论坛,送法上门,帮助企业建起事先防范腐败的防火墙。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数年前哈佛商学院教授德伯拉·帕斯在《从海盗船到黑色直升机》一书中写道,“当技术发展走在政府管制和市场前面,至少有一段时间无规则可循……最终,不可避免地,连牛仔都意识到他们需要规则:产权规则、协作规则、竞争规则,于是原先的先驱者们求助于政府,说服政府制定规则,为下一次革新浪潮搭建舞台。” 

　　如今,类似的情景,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