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郑州某大学校园内破败不堪无人问津的安全套发放机/视觉中国

无孔不入的计生委，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是用看得见的手控制着国产避孕套。80年代，国家开始允许商业部门向计划生育部门收购避孕药具进行销售，但要按药具总金额缴纳一定比例的“经营管理费”——可以理解为收保护费。这给了各地计生委捞油水的机会。

1997年时，在黑龙江就发生一起计生委药具站管理员调包避孕套，转手卖给个体户牟取私利的案件。国家计生委原本计划发放的200万个沈阳乳胶厂所产优质避孕套，被管理员调换为其他杂牌避孕套，随便发到各地应付了事。

各地计生委这种扰乱市场的行为，甚至蔓延到了21世纪。在2003年的上海，一个厂家的避孕套如果想要进入市场或者医疗体系销售，不和计生委药具站打通关节，基本是无望的。1996年计生委出台过一个“一号文件”，赋予了药具站对计生用品货源和零售点设置的最终决定权。这样就让想要面市销售的避孕套产品，必须经过药具站的认可。

北京朝阳区某超市货架上的安全套，这些套套想进入市场销售都要经过卫计委药具站的认可/视觉中国

凭借政策优势，药具站不仅得以免费进入上海各超市与药店柜台，成立计生用品专柜，还在事实上形成了销售渠道的垄断地位。根据调查，被上海市计生委药具站控制的零售点达3496个，全面覆盖西药房、中药房、超市连锁及宾馆百货。而赋予他们权力的那份“一号文件”，却在几年前就已经废止。

国产套套的猥琐转身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和国外不同，中国人更亲睐用避孕套来避孕，而不是其他。广阔的避孕市场，国产套套不占领，那外国品牌就要来占领。

1993年，北京的街头出现了大陆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两年之后，北京就多出了上百家性用品商店。除了打破医疗部门对避孕药具的垄断，他们还经营着各种性玩具和情趣用品。

在很多人心中，由中国人率先注册的杰士邦大概是带领国产套套和外国品牌pk的主力军了，但真的是这样吗/视觉中国

避孕套生产的计划体系也被打破。1998年成立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责是审核医疗用品生产企业的资质和能力，对合格者颁发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避孕套就属于药监局管辖的“第二类医疗器械”。这给民营厂商与国际厂商铺平了道路。

杜蕾斯生产线的引进，就是青岛乳胶厂应时而动的结果。青岛伦敦国际乳胶有限公司于1999年建成投产，是中方与伦敦国际集团各出资395万美元合资设立。杜蕾斯的产品早在90年代初便已进口中国，此次本土建厂既是国企转型，也是技术引进。

有人会认为，由中国人率先注册经营的杰士邦，难道不算国产套套的杰出代表吗？确实，杰士邦这个品牌在1998年的注册和运作均由中国人完成，不过其生产基地一直辗转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在其后更是被国际集团收购控股。

无论是原料、产地还是技术，杰士邦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国产”。另一个同样知名的品牌“第六感”，则是杰士邦的旗下产品线。此外还有并未在中国设厂的冈本，其产品也在2002年之后大量销售进中国。

2017年12月29日，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公安民警在一村庄民房内查获制假避孕套窝点/视觉中国

面对这些强劲对手，国产套套却再一次不争气。为了求得生存，国产厂商大量生产裸套——制作粗糙，没有任何贴牌和包装的避孕套——卖给小厂家或小作坊，甚至干脆接单为他们代工。

避孕套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小厂如果向大厂购买裸套，每个的成本低至一毛钱甚至几分钱。被大厂淘汰的劣等品或者过期品，价格会更便宜。而这些套套流入市场之后，以十几二十元的售价卖出。

即便一些比较正规、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厂商，他们生产出的套套抗爆破性能和漏检率表现都不佳，达不到国家标准。更恶心的一些小作坊，直接在布满油污的操作台上，用劣质硅油润滑，将买来的裸套伪装成知名品牌，做无良贴牌生意。

操作过程中的细菌附着，会对使用者的生殖健康造成毁灭性影响；劣质硅油会破坏女性生殖系统的弱酸性，罹患妇科疾病的几率急剧升高。自2001年以来，广东、福建、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均查出过案值数百万至数千万的伪劣避孕套大案，有害成品遍布华北、东部数个省区，至2018年犹查禁不绝。

2016年6月，巴西一家安全套生产工厂里的检漏环节。国产套套里，抗得过这样检测的可能不多/视觉中国

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国产避孕套，又在长期的计划管制下营养不良，面对洋品牌自然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当然，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没有必要为此黯然神伤，毕竟我们只需要关心我们用的每一个套套会不会破，而不是国产套套有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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